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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前后后开了１８天，至5月20日结束。５月２２日毛主席、周总理还在汪庄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事情的起因，好像是毛主席看了湖南、河北省委的报告，或者是听了汇报，里面讲到〃社教工作，一抓就灵〃，于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间，出来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是毛主席在审阅这个决定（草案）时在文件的开头部分加的一段文字。
到了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又制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十条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但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社教试点。
《前十条》下达后，中共浙江省委当即抽调干部，由省委领导带头去诸暨枫桥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广为人知的《诸暨枫桥经验》，就是在这个时候总结出来，为毛主席肯定批示推广的典型经验。我因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些试点工作。一年后学习回来，正值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抽调了二万五千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由省、地、县负责人带队，分别到上虞、诸暨、萧山县进行社教试点。记得江华同志坐镇上虞，林乎加同志在诸暨，赖可可在萧山，吴宪同志参加杭州市江干区的城市社教试点。
中共浙江省委确定我到诸暨，并担任诸暨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由副省长、绍兴地委书记王醒担任，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丽水地委书记张敬堂任副团长，工作团有一万多人。各地区抽调来的干部，由地委负责人带队各包一个区片。省级机关抽调的干部，有400多人，除少数分到各地区工作队外，大部分（还有一些大学生）集中到姚江区片。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吴植椽、杨源时、张正伦和吕明奎同志。下设办公室，由中共浙江省委农办等单位的几个同志，负责掌握情况、督促检查，住在我蹲点的直埠公社。
1964年10月21日，我从杭州到诸暨县城，参加工作队骨干（约二千多人）的集中培训，11月初就分散进点。
工作队纪律严明，要求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诸暨“社教”（2）
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搞得神秘兮兮的。当时中央批转了一些领导同志改名换姓的蹲点经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就化名〃向东流〃在诸暨参加社教。
我蹲点的地方是诸暨县湄池区直埠公社直下大队，房东是三代做长工的贫农叫傅纪明，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先前进点的社教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我和秘书两人住在他家楼下的一间旧房，用砖块和木板搭了两张床，生活清苦。我们向他讲清楚，工作队规定不吃鱼、肉、蛋，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这样一住，便住了５０多天，以后又去住了些日子。傅纪明，为人很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粗识几个字，是个生产小队干部，在当地人缘不错，后来县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他做了贫协的副主席，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曾来过杭州，我都见过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病故。
诸暨县委的班子，应该说是好的，各项工作在全省来说是走在前面的，县委书记孙子甫同志，毛主席也接见过他。但在当时就过不了关，把他撇在一边。社教工作团另派了书记、副书记和三位常委分别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实际上是夺了县委的权。至于开展社教的农村区、社，基本上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工作队（组）说了算，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农村的基层组织虽不是全部，但把相当多数说得〃一团漆黑〃，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的工作一度偏离了方向。有人把工作队比作唱了〃三出戏〃，开始叫《苏三起解》，意思是〃无好人〃，把干部都看黑了；再是《三岔口》，意思是互相摸底，自己人打自己人；再后是《三娘教子》，意思是批斗干部。而在工作队内部还一味地批判右倾，说工作中存在的主要是宁右勿〃左〃的倾向等等。这种情况直到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才有所纠正。
〃二十三条〃肯定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地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搞人海战术等。应该说〃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社教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但同时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党内走资派〃一词，见之于文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5年春节，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工作队放了半个月的假。
节后又回到原地，先集中学习〃二十三条〃。但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工作队可以集中住宿，自己开伙，不再分散到社员家吃住。
在放假期间，江华同志找我，说张一樵奉调贵州遵义地区工作，他带队在诸暨湄池区片的社教工作，要我去管一管。这样，我就从直埠搬到湄池，住湄池区委，负责湄池和姚江两个片的工作。从这时开始，我就接触温州地、市县的主要干部，并到他们蹲点的公社、大队，检查、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商讨工作。
〃二十三条〃后，工作的进度加快了，到了３月初，根据社教工作团的安排，工作队留少数人做好扫尾工作外，大部分同志转移到大西区，开辟新的阵地。
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一下对敌斗争问题。
社教中对敌斗争，是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搞的。当时大批工作队进点。一个生产大队，多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少的也有二十多人，可谓〃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状况平稳，政治、刑事案件极少发生，连邻里纠纷等一般治安案件也很少，地、富、反、坏分子也表现老实，一般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开展面对面的评审和说理斗争，落实政策和监督改造措施，强调争取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凡开展社教的公社、大队，对多年来的积案，基本上查清破获。在整个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没有抓人。同时，强调这些工作，由群众讨论，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第一期结束后，我把在诸暨参加社教的各市地公安处（局）长和省级政法部门的处长集中起来座谈，总结了社教中的对敌斗争阶段的具体做法，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代理温州地委书记
代理温州地委书记
1965年6月底，社教工作队先后放假。因为江华同志去诸暨检查工作时，明确告诉我去温州工作，还说，中央有个通知，沿海地区的书记，最好由做过部队工作的同志担任。所以我负责的温州地委和省级机关这两个片的社教工作，在诸暨时已作了安排，温州片的由地委常委李宏负责，省级机关的由吴植椽和杨源时负责。
我是7月1日到杭州的。7月15日就去温州。
中央批准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免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是8月9日。
8月16日，国防部转发国务院命令，任命我为温州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去温州时，地委已在温州市郊区仰义公社派了社教工作队，地委和温州市委联合在城区派了社教工作团，我分别看望了工作队，并检查了他们的工作。
8月1日建军节，温州组织驻军和群众横渡瓯江活动。我带头参加了。当日下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