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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地委开个会，即被称为〃黑会〃，〃阴谋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
9月29日，温州地委成立〃文革〃小组，想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很快遭到〃炮轰〃，寿终正寝了。
10月14日，地委常委开会，我讲了话。我实话实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还是很不理解。。。。。。〃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动不动就要我接见，我提出：
〃接见有几种方案，一种大接见，天晴的话大广场大接见；天雨也可以到学校去，温州一中、温州师范、温州医学院都可以去，交换意见，听取批评，还是要深入群众中去，当小学生，同时也阐明我们的观点。总之，要树一个革命的旗帜，把握斗争大方向；一个团结的旗帜，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接见两派不同意见的，都来最好，少数派不来，那也要同他们协商。开大会，请他们不要干扰，会后到学校去同他们接谈，或用其他更合适的办法。〃
我尽管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我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力求按《十六条》的指示精神，搞好〃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温州当然没有例外。工人杀出来，成立〃秋收〃、〃五一〃等跨行业的〃革命军团〃，和学生结合批斗〃走资派〃，揭批〃资反路线〃。外地学生来温的大为增多。干部队伍分化，成立〃地专机关炮打司令部〃军团，〃要杀回马枪〃。
1966年10月17日，我在温州市人民广场接见一万余名学生红卫兵，讲了话。
1966年10月20日，社会上已有〃万众齐轰王芳〃的呼喊声，我还参加了温州军分区召开的民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誓师大会，讲了话。22日，出席了温州市区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誓师大会，又讲了话。
11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说：〃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草案）》，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势所趋。
于是，各地工矿企业陆续停产、半停产，冲击社教工作团。地委常委、温州化工厂党委书记、温州城市社教工作团团长段克杰同志被逼自杀，地委常委、秘书长沈德甫同志也被逼自杀。他们一个是想用个人牺牲挡住批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是悲愤交加，看不下去，走了。
11月18日，造反派借口搜查〃黑材料〃，围攻占领了温州市公安局。
温州地、市委主要领导包括我因赶去劝阻而被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内，持续几天。我的秘书黄荣波出来，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向中办报告。
24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596号文件，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你们立即退出，使公安机关能协同人民解放军执行维护治安和对敌斗争的职责。公安机关有任何缺点错误，都应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地方进行批判，协商解决。还要浙江省委派负责同志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浙江省委派常委沈策到温州，在温州市公安局门口向群众宣读了中央文件。有的造反派不相信这个文件，怀疑毛主席怎会为一个小小的温州公安局发中央文件？向中央查问后，得知真的是毛主席批示，这才陆续散去。
我们稍得解脱。温州市公安局长杨绍庚同志却被揪到市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并挨了打，他是温州中层以上干部中第一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人。
由于社会混乱无序，政府功能渐近丧失，部分历年精简、退职、下放的人员，人心浮动，开始走访、冲击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复工、复职，补发和增发工资、奖金、退职金；市郊的部分农民，也要求增发以往调用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增加市郊工厂因煤烟和污水影响农业产量的补贴、赔偿费。一时间，经济主义的烽烟四起，造反派又把祸水往〃走资派〃头上泼，说〃走资派煽起经济主义妖风〃。12月5日，地、市委发出《关于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通知》，党政机关发文用〃妖风〃两字也属少见。
12月8日，我争取去平阳县矾矿，召开了一次各县委书记会议，研究抓冬季生产，告知各县委负责人，如和地委联系不到，应主动工作。这是我坚持工作，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工作会议。
一时间，社会上沉渣泛起，千奇百怪。一名老者，到我住处威胁，要成立〃巴黎公社〃造反军团，大印只比国务院的略小一点，要求政府拨给５间办公用房、５万元经费。
12月23日，温州地、市委建立接待站，接待蜂拥而来的串联学生，至1967年1月，即超过2？郾5万人。白吃白住不说，有的连棉被、生活用品都带走，造反有理，教坏风气，政府，实际是人民，不堪负担。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进入1967年，造反夺权的声势不断升温，尤其是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后，各地纷纷仿效。
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月初，温州造反派积极筹划，要召开3万人大会，把我列为温州地区〃最大走资派〃批斗。
这时，我已在地区机关各种会议上接受批斗。3月5日，我的秘书黄荣波以〃飞雪迎春〃（毛主席诗词一句，王芳原名春芳，双重取意）战斗队名义，在地、市委门前和温州主要街头张贴大字报，说〃王芳是人民内部矛盾〃，批王芳〃干扰了形势〃，群众中也有出于朴素的感情，说〃王芳是保卫毛主席的〃，众说纷纭。
这样一来，把批斗大会拖延了二十余天才开成。黄荣波也成了温州〃二月逆流〃、〃三月阴风〃的代表人物。
3月起，我便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管理，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一起。机关干部、群众都无法和我保持联系了。
3月31日，温州军分区第一次军管委员会成立，军分区第二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汪国璋为副主任。
紧接着，5月1日，温州市造反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归属〃省联总〃，形成了两派，开始武斗。同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工人疗养院、省法院、华侨饭店（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关押的地方）到公安厅院内、米市巷看守所、劳改局，多处关押，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0日，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到上海的航运都中断了。又抢夺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
7月25日至8月11日，武斗引发大火，五马街、解放南路一带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派，武斗进一步升级。6517、6299部队奉命救火，有班长、战士在执勤中伤亡。
8月12日，支左部队成立〃军联指〃，成为温州临时最高权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