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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件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我坚决否认。我声言，我王芳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去搞窃听、偷听毛主席的谈话，不敢指派人去盯梢、监视江青。
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有口难辩的。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
至于〃秘密录音问题〃，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到杭州。
11月初和12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会议在南屏游泳池开。中央办公厅为了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专门派来录音的同志。那时录音设备比较笨重，不像现在这样精巧先进，所以放在会议室后面的另外一间房间，在地毯下面拉了一条线。
一天，主席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这时在场的胡乔木同志问了一句，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是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
毛泽东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立即通知停止了录音。
主席讲话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即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主席也不再讲过什么话。
叶子龙同志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回忆这件事时还讲到：
对会议录音问题，有时主席自己提出要录，有时又对录音很反感，甚至不赞成做记录。杭州南屏发生的事就是一例。
后来，在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发现专列上有专职录音员，大发脾气。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了在毛泽东的谈话录音工作上疏于检查的错误。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不料，隔了几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窃听器事件〃被翻了出来，说成〃盗窃党的机密〃，变成了很严重的事件。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汪东兴接替。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强加给杨尚昆的罪名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秘密录音事件〃，被作为专案进行追究，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中办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等许多同志。
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窃听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等任何事实根据，而许多同志却因此蒙受不白之冤。
实际上，那几位同志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想多保存一些毛泽东的谈话，只是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在做法上欠妥。
这就是所谓〃窃听器事件〃的始末。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专机押送北京
专机押送北京
1968年2月28日这一天，我刚吃完晚饭，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我，要我把东西收拾一下，立即转移。
当时我被关押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工作点。他们要我转移，我也不去多想，因为我被〃省联总〃造反派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东关西押，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地方，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
当时，也不容我考虑，连要用的东西还未收拾好，即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军人，把我弄到一辆军用吉普车上。因为是晚上，天气又冷，记得杭州刚下过大雪，街上行人稀少，车子东转西转，一直开到笕桥机场，这时我才有点警觉起来，但又不好问，问也白问，到哪里去呢？只好听天由命吧！
我上了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离开来，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我不知道那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哪些人。大概我是最后一个到机场，我一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
我默默地坐着，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飞往哪里？
飞机降落后，又坐了很长时间汽车，才到一个院子。后来知道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交通部交通干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通干校不办学了，被用来作为关押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临时监狱〃。
我被关押在10来平方米面积的一间房子，里边一张很矮的木板床，上面铺着稻草，还有一个方凳，其他什么也没有。棉被、脸盆、水壶是自己带的。
我为什么会被押往北京呢？
后来才知道，是江青通过吴法宪，空军派专机将我押解到北京囚禁的。
事实上我从关进北京监狱的那天起，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要遭此狱灾？
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专案组的人员态度一会硬、一会软，反复要我交代搜集江青黑材料的问题。被扣上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将意味着什么？江青是当时受《公安六条》保护的特殊人物，反对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我早就意识到我已逃脱不了这个罪名。
我过去犯了一个不该犯，但又避免不了的大错误。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了。。。。。。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
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号案〃
所谓〃１８号案〃，就是当年公安部为查破揭发江青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种种丑事的一封匿名信，被列为〃１８号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又把〃１８号案〃诬指为〃反革命黑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杭州，江青也同时来了。这次主席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离开杭州。主席走后江青继续住在杭州。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谈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讲自己的历史。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３０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