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觳斐さ恼攀老橥镜笔比我恢Ф佣盘嘏稍保恢趺锤愕模换信煞肿樱纠匆贡械模俏易隽斯ぷ鳎蜃荻咏ㄒ椋阉鞯阶荻蛹绦蟛椋峁挥惺裁次侍猓土粼谧荻映椴抗ぷ髁恕Ｄ鞘庇懈龉窒窒螅辉傅敝斗肿樱敢獾贝罄洗帧Ｓ械母咧猩谔罡鋈寺睦硎保闯尚⊙６灾斗肿佑幸恢制坪踔对缴僬卧郊岫ǎ抖嗔宋侍庖捕唷Ｕ攀老橥驹诘笔币菜闶且桓鲋斗肿恿恕！ �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一、二、三、五、六支队大规模开展肃托时，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别的支队都有托派，你们四支队有没有？”黎玉同志显然对四支队的肃托工作提出了疑问。
我回答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黎玉的疑问对我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也想过，如果我被扣上抓对敌斗争工作不力，甚至于同情、包庇托派分子的帽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我当时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压力很大，按照那种宁“左”勿右的搞法，搞他几个“托派分子”并不难。把一个好的干部一夜之间打成托派，自己虽然有了成绩，可以向上级交差、表功，但扪心自问，良心、党性哪里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亲属？将来向后人又怎么交代？
从其他支队转来了五六份揭发材料，是涉及四支队几名营职干部的所谓“托派口供”。据此这几名营职干部就有可能被定为托派分子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党的干部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大事，我决定亲自审问每个人。
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再三说，不要紧张，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乱说。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大概是有的同志思想过分紧张，或在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受到过逼供，对党的政策还不理解，说话颠三倒四，含糊不清，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推翻。我那时年轻性急，很恼火，打了一名干部两记耳光，说：你简直是胡闹，你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经过仔细审查，这几名干部没有托派问题，后来工作一直都很好。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之前路过山东，听了山东分局关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指出有些地方前方在消灭敌人，后方在制造敌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军内的锄奸反特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力争不放过一个坏人。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否则，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山东部队和地方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挽救了一大批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好干部。
我作为四支队具体分管肃托工作的负责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上要对党委负责，下要对干部群众负责。我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讲究方法，努力把握政策界限，尽可能避免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极左倾向，使四支队没有一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复杂的形势下，经受的严峻政治考验，也是至今回想起来使我觉得比较宽慰的一段经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
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领导首先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