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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公安厅商定，先确定了3人：
黄荣波，“文化大革命”前在省公安厅政保处工作10多年，做过预审工作，1965年7月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时，带他去温州做秘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温州地委常委，兼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
王汝良，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解放前在部队担任我的警卫，我们一起渡江南下，一直在市公安局做侦察工作；
夏仲烈，时为我的秘书，又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后又选调了２人：
吴瑞琪，杭州市公安局二处处长；
史芳春，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在基层从事侦察预审工作多年。
一切安排定当后，我们一行6人于1980年4月19日乘火车赴京，按规定的时间到公安部报到。
公安部把大院内东侧的5号楼（单独一个小院，20世纪50年代初曾作为英国驻华代办处）作为审理“两案”的专门用房，门口加设了武装警卫。一楼是领导开会、值班、联络和文书处理的地方；二楼作为我们地方去的6个负责人的住处。
4月21日下午，首批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和北京市公安政法机关抽调来的60余名干部，集中在公安部东大厅小礼堂开会。
公安部长赵苍璧传达了中央胡耀邦、彭真同志指示，凌云副部长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文件。林彪、江青“两案”原由中纪委二办牵头审查，党中央考虑到“两案”审查中暴露出的严重罪行，决定依法公开审判，并决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移交公安部预审，依法提起公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仍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总政治部保检法部门组织力量实施预审，然后并案起诉。
“两案”审判，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复杂的工作。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等7人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由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等同志组成。刘复之、凌云，后又增加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
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审讯“四人帮”集团主犯：
一组组长洪沛霖（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江青；
二组组长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审张春桥；
三组组长卫之民（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王洪文；
四组组长白钧（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姚文元；
五组组长左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毛远新；
六组组长王文同（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审陈伯达。
原先，彭真同志意见，要我审江青，我说我与江青太熟悉了，她耍起赖来不方便对付！这样，改由江苏组洪沛霖审江青，我带领浙江组审张春桥。每个预审组都配有副组长，我们浙江组（二组）由黄荣波担任副组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始至终参加了侦查预审活动，依法实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也提前介入，派出审判人员到各预审组了解案情。先后到我们二组的有湖南省的检察长马纯一、浙江省的副检察长闫光明、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刘焕之等6人。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进驻秦城监狱
进驻秦城监狱
4月29日，全体预审人员到秦城察看监狱设施，了解“两案”主犯和涉案人员关押情况。
秦城，坐落燕山南麓，群峰绵延相接，处处险峻。近处树木葱茏，远处灰黄荒秃。极目北望，最高处，有军委测绘局设置的一个三角点。最远处，有古长城断续横亘。向南，一脉平川。这里到北京市郊35公里，到昌平19公里，到怀柔27公里。监狱南面500多米处，有一条河把密云水库的水送到京津，并肩又有一条铁道，连接北京与塞外。
秦城监狱是公安部直接管理的，1958年建成。在二道门内，有独立的四个监区、400多间监房和一应配套设施，戒严十分严密。这里，本来是关押危害党和国家、破坏社会秩序的重要案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却关押过党和国家高级干部500多人，1968年又加建了两个监区。据公安部的姚伦同志说，其间有34人被整死，60多人被刑讯逼供折磨成精神病或终身残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干部，冤狱遍于国中，秦城监狱是一个缩影。
在审理“两案”时，除两个监区关押着两案涉案人员约六七十人外，其余几个监区和监舍都空着。
那时，从公安部到秦城，由于交通拥挤，路况不好，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遇到堵车需时更长，来往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在公安部5号楼保留值班、联络外，全部预审人员移师秦城。5月26日进入，除少数负责同志入住监狱一道门内的招待所外，其余预审干部都住进监区的监舍，每人一间，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这样办起案来方便多了。
从4月23日到5月底，主要是阅读材料，熟悉案情；而我们领导层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主要是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对策，制订各种处置预案。由于有全国揭批查积累的大批材料，中纪委二办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又得到中央各部门和北京、上海等有关省市的积极配合，大力支持；预审组正副组长还可持证到中办、中纪委查核材料；各预审组紧密结合，整体作战，及时沟通；所以，预审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为有利于弄清案情，对在押的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将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两名嫌犯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肖木、廖祖康、缪文金4人进行了审查。
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170人。来我们二组的有公安部张庆五、陈若林、周诗裳、潘俊等4位处级干部，到了6月初，又调来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陈天友和两个处长。
提审张春桥
张春桥在“四人帮”中以“军师”著称。他老奸巨猾，“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罪行擢发难数。
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外，即不吭声①。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