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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正义判决
正义判决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江华庭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依法进行了宣判。
尽管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拒绝回答问题，绝不认罪，特别法庭根据掌握的大量材料、人证、物证，认定他犯有：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阴谋颠覆政府罪；
——策动武装叛乱罪；
——诬告、陷害罪。
数罪并罚，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各犯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当江华庭长宣判结束，宣布特别法庭闭庭，参加旁听的代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特别法庭的正义判决。
第二天，首都各家报社纷纷发表社论，认为这是“庄严的决定”、“九亿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人民的胜利”、“正义的审判，人民的心愿”等等。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审判“两案”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反映普遍良好。这充分证明，中央对处理该案的方针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从1980年4月19日赴京，经过7个月的预审工作和参加最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我在北京工作了10个多月。应该说这是相当紧张的10个月。我有幸参加这一工作，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与审判工作小组和预审组的同志们一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丝毫不敢懈怠和马虎，唯恐出差错。在整个审判工作过程中，自己也深受教育，进一步认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造成深重灾难——经济陷于崩溃，广大干部和亿万群众受到迫害，冤狱遍于国中。我自己也深受其害，正当中年，却在武装监护中度过七个春秋，这常常使我思绪万千，心潮翻滚，难以平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大案，在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16名主犯中竟有13名出自中央的领导核心，长期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在我国历史上横行十载，乱我中华。但这些人尽管猖獗一时，终于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两案”的审判是正确的，成功的！
虽然，“两案”的审判已过25年，但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仅仅10个多月，能这样成功地办理这么一个重大复杂的案件，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中央强调“两案”审判工作，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只能办好，不能搞坏。一定要充分揭发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保护毛主席的旗帜。要把罪行和错误分开，要实事求是，经得住历史考验，树立依法办案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彭真同志对“两案”都有明确的指示。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11月15日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回答他们关于毛主席功过，林彪、江青罪行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问题。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属于另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还说：“‘四人帮’是长期生活在国家高级机关的人；他们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因此，审判‘四人帮’不能对外公开。但国内组织几百人出席旁听。”
胡耀邦同志也说过，对“两案”的处理，“要向全党负责。我们要高标准。凡是要判刑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起诉书要经得起批驳，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批驳……”
彭真同志更是具体指导“两案”的审判。我们预审组的正副组长于5月13日、21日先后两次听取彭真同志对预审工作的指示。7月9日，彭真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向全体预审干部讲了话。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彭真同志都想到了。11月17日，彭真同志在京西宾馆大会堂又向全体办案人员、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和各地来参加旁听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集中讲话，这就是公开发表的“九条”，为我们搞好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在审判“两案”中，没有去纠缠历史问题。10名主犯当中，江青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张春桥、陈伯达也有不光彩的历史，这些都放在一边，根本没有去查，因为即使查证核实，也是历史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是正确、成功审判“两案”的根本所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预料可能要出事
第十二章 应对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由极少数人策划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党中央采取了非常英明果断的措施，迅速平息，并且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处理决定，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公安部党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按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履行职责，为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预料可能要出事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1989年，但种种先兆在1988年已显露。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多少年来，西方和境外的一些势力，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列为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7年冬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高等院校发生的学潮，虽然很快平息，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的思想相当活跃，在校内外以研讨为名集会发表演说，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校内的秩序也比较混乱，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南京河海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非洲学生，为一些生活小事，殴打教职员工、扣留校方人质，呼喊过激错误口号，罢课闹事；高校周围的治安秩序也不好，一些流氓滋事生非，与学生发生冲突，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等等。
综观形势，我们已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乱子。
1989年2月15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面临的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些不安定因素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容易一触即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我要求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实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情况，要察之事发之前。
4月1日，我接受《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记者采访，也谈了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和首都的反革命暴乱。
4月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密切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地方发现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非法组织成员、帮派残余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蛊惑群众，煽动闹事，企图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抓紧做好情报信息工作，讲究斗争策略，制订和完善处置各种事件的预案，加强值班报告和备勤制度等项工作。
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当晚，中共中央发表讣告。
4月16日，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自己的哀思。这时，部分高校的学生相继贴出一些挽联、标语、大小字报，其中夹杂着极少数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闹事的内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腐败”、“反对专制独裁”等口号。
当日，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