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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王子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这段时间里沉默寡言，仿佛突然间变得脆弱起来。一天晚上，我在牌桌上准备了一个人的晚餐。王子坐下用餐，面对着起居室的电视。我站在他身后，从端着的大碟子上往桌上放食物。电视机还没有打开。周围很安静，只能听到刀叉触碰碟子的声音，以及敞开的窗户中传进的乡村的声音。
王子突然头也不回地问道：“保罗，你在这里快乐吗？”
“回禀殿下，是的，非常快乐。”我一边从大碟子上把主菜摆到餐桌上，一边信口答道。
他又问：“那么玛丽亚在这里也快乐吗？”
我对他无中生有的问题感到有些困惑。“回禀殿下，是的，我们俩在这里都很快乐。”
“好，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完便缄口，默默吃起主菜。
我回到备膳室，一路纳罕他为何如此关心我们。玛丽亚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现在日益与王妃接近。“从王子的角度来看，”她分析道，“他的妻子在备膳室聊天、你越来越多地到肯辛顿宫替代哈罗德，以至于海格洛夫得找个杂役来替代你、你参加她的独自出访活动、你还经常陪王妃带小王子们和我们的儿子们出去游玩，还有，自从１９９０年我们搬进这小屋，王妃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责任将我带到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王子是在试探我属于哪个阵营。
当然，他注意到王妃在我们小屋里频频做客的事实。“我感觉她又到你家去了，是吗，保罗？”他在主宅找不到妻子，就会问我。
王妃会在花园里散步，摘点鲜花、甜豌豆或者铃兰花之类，然后信步踱到我家后门，“玛丽亚，你在吗？”她会呼唤一声，然后不等回答就径自进屋。她打声招呼，便熟门熟路地打开电水壶，伸手从头顶上的橱柜里拿出两个杯子，做起咖啡。威廉和哈里，还有亚历山大和尼克在宅院某处一块玩耍。王妃跳到厨房台子上，踢掉鞋子，晃着腿坐着。她无数次对玛丽亚吐露心声，坦言自己的丈夫和不幸。玛丽亚接近王妃比较容易，因为她没有职务造成的尴尬。她只是管家的妻子，总是不加评论地倾听。
“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玛丽亚。”一天王妃对她说，“我想要的无非就是这些：一个快乐的家，一个幸福的家庭。”她说着眼眶便湿了。
她对我的家庭非常了解。我的父母、玛丽亚的妈妈早在王室马厩时就认识了她。我弟弟格雷厄姆和他妻子简恩也经常来我们的小屋做客，王妃平易近人地融入了我家的生活。她毫无高傲矜持之态，而是随和地与我们一起围坐在花园里的木桌旁，或者挤在厨房里聊天。她如果知道我有家人来做客，总会邀请他们一起出席夏季烧烤会。我永远不会忘记格雷厄姆在海格洛夫初次遇见王妃的情景。他坐立不安，一天里刮了四次胡子。直到亲眼见到她，他才意识到她有多么平易近人。
王妃对玛丽亚的妈妈贝蒂有着特殊的感情。一次，在为工作人员举办的圣诞节的鸡尾酒会上，她邀请老太太出席。威尔士家族成员一起站
在门口迎接客人，来宾依次与威廉、哈里、王子和王妃握手。白发苍苍、戴着大眼镜的老太太走得太快，先走近了王妃，王妃破格咧嘴笑着，拥抱了她，亲吻她的面颊。
王子大吃一惊。老太太回头跟他握完手后，他转身问妻子，“那是谁呀？”
“哦，她是贝蒂。”王妃回答。
另一次，她得知老太太独自一人住在北威尔士，便打电话给她。“你好，贝蒂。在忙什么呀？”
“我正坐在床上，跟您通话呢。”贝蒂诙谐地回答。她总能逗得王妃哈哈大笑。
王妃打电话问候，是因为她听说贝蒂正在她住的平房里安装中央取暖系统，想关心一下是否一切顺利。
１９９２年的一天，王妃帮助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贝蒂实现了一个梦想。她打电话到老太太家，告诉她，“贝蒂，我想请你过来一起会见特雷莎嬷嬷①。”
贝蒂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我哪能赶到印度去呀？！”
王妃又被逗得呵呵笑。“不是的，你不用去印度，因为特雷莎嬷嬷马上要来伦敦一天。要是没有人送你来的话，我就派车来接你吧。”她建议道。结果，一位亲戚把贝蒂送到海格洛夫，她在那里与王妃会合，两人一起开车赶到伦敦。
特雷莎嬷嬷正在她居住的传教团住所外等待王妃到来。王妃把贝蒂介绍给她，媒体认为她是一位女侍从官。
特雷莎嬷嬷亲吻了她，三个人走进一间房间，围着一张木桌坐下。她们谈论着英国的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索马里的病人和垂死者，以及尽可能多地念颂玫瑰经的必要性。特雷莎嬷嬷手中抓着一样东西。她摊开手掌，出示两块圣章和一串玫瑰念珠。“你喜欢吗？”她问贝蒂。
左右为难左右为难（2）
贝蒂收下圣章。王妃则收下念珠。她还不会念玫瑰经，不过贝蒂允诺教她。事实上，那天王妃事事都依照贝蒂的做法而行：她们走进小教堂，年轻修女们正恭候在那里。贝蒂转身对她说，“跟我做。”
王妃学着她的样子，把手指浸进圣水自祝，然后脱掉鞋子。她们三人与修女们一起跪下祈祷。贝蒂说，她过后几个星期都觉得神清气爽。
１９９２年２月，王妃与威尔士亲王一道出访印度回来后，给贝蒂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特雷莎嬷嬷在世界媒体面前，亲自给她戴上的花环。贝蒂把它珍藏至今。
查尔斯王子现在成天呆在海格洛夫，彻底遗弃了肯辛顿宫。王妃却还时而在周末到海格洛夫来。王子开始改变达得利·泼普拉克设计的内部装饰。他雇用室内设计师罗伯特·凯姆，后者也是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朋友，把房子从柔和的绿色和黄色转变成浓烈的红色和棕色。这种格调显得阴暗、忧郁。大型桃花心木和红木家具运到：走廊里放的古老大钟。摆在客厅壁炉前的一个新黄铜挡板以及一把搁在壁炉前石板地上的椅子，墙上的镀金壁炉饰架上挂上镜子，草垫取代绿色地毯，窗子挂上新窗帘。走廊里，巨大的威廉·莫里斯挂毯从黄铜杆上悬下。起居室里，壁炉上方悬挂的拜伦勋爵画像被送到别处展出，换上的是一幅温莎堡的油画。一点点、一个月一个月地，王子把房子的内部装饰转变成自己的风味。
一个周末，王妃过来时，看到餐厅里一个深色木餐具柜，大吃一惊。我告诉她，王子还打算把壁炉旁边的壁橱换成两个大理石雕像，她不禁苦笑。
不过，王妃对肯辛顿宫的内部装饰也自作主张地大做改动。她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的桃花心木婚床从主卧室搬出，发配到温莎堡的王室储藏库。
１９９２年６月６日，我３４岁生日那天，女王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娄斯爵士打电话给《星期日泰晤士报》，要求知道它所连载的莫顿著作的内容。不过，在此之前一天，在海格洛夫已经刮起真正的风暴。查尔斯王子和他的私人秘书理查德·艾拉德开始设法打听情况。
那天早上，王妃一直呆在肯辛顿宫，先是和私人教练卡洛琳·布朗呆在一起，然后按照惯例，由美容治疗师和朋友埃琳·马洛恩在１０点钟给她做美容。
王妃不知道的是，她正在放松的时候，查尔斯王子的阵营正在忙于研究一份发自兰姆塞勋爵及夫人在布洛德兰兹的家的传真。备膳室的桌子上的传真机里吐出两张纸。我先看到了“布洛德兰兹”字样，顿时想到兰姆塞一家，顿有大祸临头之感。这是一份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安德鲁·尼尔的访谈副本：根据录音，他表明王妃默许他出版此书，查尔斯王子显然遭到背叛。我的忠诚之心前所未有地割裂着，不过，有一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分裂的痛苦。
那是温暖、劳累的一天结束时。午餐在阳光中的平台上享用。傍晚，查尔斯王子又一次让我早点在起居室的牌桌上给他准备一个人的晚饭，以便他随后再开展一次二十二英里的驱车旅行，赶到米德维奇庄园，帕克·鲍威尔斯家。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太阳下山时，当地一名农庄主杰拉德·瓦特像这一天其他许多人一样，给不在家的王子留下一份口信。其他留口信的人中，包括王子的新闻秘书迪克·阿比特。我正准备清洗备膳室里的餐具，电话又响了。
“你好，保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