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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土耳其问题的警告甚至来得更早。接替艾夫里尔？哈里曼任美国驻 莫斯科大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发回的电报中称，土耳其已“没
有什么独立幸存的希望了，除非它确信能获得可靠的长期的美国和英国的支 持”。
此外，杜鲁门本人也已经明确地向希腊政府（即使还没有向美国人民） 表达了他对希腊未来的关注。1946 年秋天，杜鲁门通过麦克维大使已经告知
希腊政府，希腊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并且答应提供充足的援助以维持它
的独立，只要希腊政府能够显示出将在本国保持民主制。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因为希腊政府正如杜鲁门所知和后来所写道的，“似乎在鼓励不负责任的极 右翼集团”。
不过，尽管希腊和土耳其的危机并非没有预先警告便到来，但英国撤退 的正式宣布确实如杜鲁门所说，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要早”，而且它那种极
其正式的外交礼仪也使得它似乎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不安。
2 月 21 日是星期五。杜鲁门要求艾奇逊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份报告。艾奇 逊、波伦和其他人整个周末都在国务院的旧办公楼中工作；因为准备向福吉
鲍特姆区搬迁，旧办公楼的走廊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捆好的箱子。星期一那 天，马歇尔和艾奇逊会见总统，敦促“立即行动”，向希腊提供援助，同时
也向土耳其提供规模小一些的援助。马歇尔认为，英国宣布从希腊撤退就等 于是它从整个中东地区撤退。他也认为这种形势是极端严重的。单是 1947
年剩余的时间里，希腊所需的援助数额就达 2．5 亿美元。
杜鲁门表示同意。希腊急需迅速而大量的援助。 不过，对希腊的援助仅是问题的一面。自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
富尔顿的“铁幕”演说发表以来，己有一年的时间了。某些事情比一个简单 的援助法案更亟待解决。在这上面，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克利福德，
实际上所有在决策上有发言权的人都是看法一致的。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 约瑟夫？琼斯敦促马歇尔国务卿，而不是总统，走在国会的前面去唤醒这个
国家以面对危机的现实；因为（正如琼斯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写的）马歇 尔是“政府中唯一具有能给这个国家造成深刻印象的这种威望的人”。
事情确实正像杜鲁门告诉她妹妹的那样，“发展得很快”。27 日上午， 他与国会领袖在他的办公室举行紧急会见。他们首先听取了马歇尔的报告。
马歇尔以慎重的语调告诉他们：“如果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可能扩展苏联 对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统治的危机中的第一个危机的话，这并非是危言耸
听。”选择在于“精力充沛地采取行动或因放弃承担义务而认输”之间。
艾奇逊认为马歇尔未能讲出问题的真正实质，因此要求发言。他说，已 经没有时间来作字斟句酌的评价了。希腊是一个会感染整桶苹果腐烂的苹
果。“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进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它无需赢得全部 的预期价值。”艾奇逊讲完后（根据后来他自己的描述），范登堡用洪亮的
声音告诉总统，如果他到国会去以同样的方式讲同样话，那么他范登堡将会 表示支持，而国会山的大多数议员也会支持。他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杜鲁门
把国会吓得必须采取行动，那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就能得到。不过，在 杜鲁门的回忆录中，尽管他十分尊重艾奇逊，却根本没有提及艾奇逊所描述
的那些艾奇逊本人的话及范登堡的答复。杜鲁门只是说，马歇尔已经表达得
“相当清楚”：选择在于行动或因放弃义务而认输之间，“而我表示完全同 意这种看法”。
会见在中午结束。会见时的谈话内容未向外界披露。 墨西哥城的市民是杜鲁门从未遇到过的那种市民。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街
道，首次目睹并向一位美国总统欢呼。这段行程是杜鲁门的主意，而欢呼的 场面也确实激动人心。他回报着人群中“万岁”的欢呼声（一位妇女高喊：
“万岁，密苏里！”），几次越过墨西哥警卫和秘密保安人员的警戒线去与 群众握手。他告诉墨西哥议会，“我一生中从未受到过如此的欢迎”，并向
它保证要重新实行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后来他又对一群美国公民说，希望他
们记住：他们也都是大使。 第二天上午，他突然宣布希望在墨西哥城历史上有名的查普特佩克城堡
做一次未经安排的访问，这个访问使得他仅用了这样一种简单的、未经事先 通报的姿态，便为改善墨一美关系而做了比一个世纪中任何美国总统所做的
都要多的事情。几个小时内，随 着这个消息的传开，他已经变成了一位英雄。 长长的汽车行列驶入一片古树的阴凉中，杜鲁门迈出他乘坐的黑色“林
肯”车，走向镌刻着“少年英雄”名字的石质纪念碑。这些英雄是 6 名 10 多岁的军校学员，在 1847 年美—墨战争中美军对这座城堡发动的猛烈攻击中
阵亡。根据传说，其中的 5 人用刺刀自尽，而第六个人则从城墙上跳下殉难， 宁死不降。杜鲁门走近纪念碑时，一队身着蓝制服的墨西哥军校学员立正致
敬。当他把花圈放在纪念碑脚下，几名军校学员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杜鲁门低头静默了几分钟，然后返身回到轿车的行列，此时，墨西哥的
司机们已经在与他们的美国客人们握手。 这件事立即在墨西哥城引起轰动，各报的报道都使用了占 8 栏宽的头号
大字标题。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向 1847 年的英雄致敬，杜鲁门永远地抚平了 旧的民族伤痛”。另一家报纸则写道：“友谊从今开始。”一名出租汽车司
机告诉一个美国记者说，“想到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会来道歉”，他都想哭。 一位著名的墨西哥工程师写道：“100 年来的误解和痛苦被一个人在一分钟
之内一扫而光。这就是最好的睦邻政策。”
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宣称，杜鲁门总统是“美洲各共和国之间团 结和谅解的新的倡导者”。
在被美国记者问及为什么要去这座纪念碑时，杜鲁门干脆地答道：“勇 敢者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我尊重勇敢，无论我在哪里见到它。”
3 天旋风般的访问结束于 3 月 6 日，当天破晓前，总统一行乘《圣牛》 号专机启程回国。杜鲁门向舱外望去，月光还映照在机翼上。尽管时间很早，
晨风尚寒，却有 1000 人来到机场向他道别。
半年多以前的 1946 年 7 月，仅有几个人意识到苏联问题的重要性，但杜 鲁门却已经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准备出一份对美苏关系的综合分析，这是
这类报告中的第一份。
这个项目立即就开始进行，虽然它一直由克利福德负责，并且最后成稿 中的许多调子和重点是经他修改加入的，但真正的工作，即研究和撰写，却
是由他的助手乔治？埃尔西完成的，也是埃尔西首先建议搞这个项目的。埃 尔西后来解释说，他感到杜鲁门判断俄国问题的“基础过于狭窄”，他的忧
虑经常局限于俄国是否会履行它所签订的协议上。
1946 年 9 月，埃尔西完成撰写时，这个报告竟达近 10 万字。它极为详 细，并且显然受到了凯南“长电报”的影响。不过，它的大部分内容是来自
与行政机构内部（包括国务院和陆军部）十几名关键人物的交谈或他们撰写 的各类报告，总之，它是一份远比“长电报”更令人惊恐的正式文件，即便
如埃尔西本人后来所说，它的大部分材料已经在以前由贝尔纳斯、福雷斯特 尔、哈里曼、李海，甚至早至 1945 年 4 月由哈里？霍普金斯提请杜鲁门注意。
它的标题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开篇便声称这种关系提出了美国所 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苏联领导人看来正走在“一条谋求使苏联最终能统治
世界的扩张道路上”。 苏联“一贯地反对”英美达成世界和平协议的努力，因为和平协议拖延
得越久，红军部队就能够越长时间“合法地”留驻在“敌对的”国家中。此 外，苏联人正在其卫星国中保持着超常规模的军事力量。他们已经控制了芬
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奥地利，仅仅 是由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占领部队的存在才避免了苏联的接管。
共产党正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在虚弱和分裂的中国，苏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