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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熟悉两方面的才识，对于这两种互相抵触的意见，我们的论辩应［分析出其间乖违的实质而］指出明确的观念。就统治而言，一个方式是主奴之间的统治；在这一方式中所涉及的大都为劳役，统治者只需要懂得怎样利用被统治者的能力，就无须亲自习知操作那些劳役的方法；有关这些劳役的事务和知识一般都是鄙俗的（带有奴性的）。
带有奴性的劳役有若干种类，服劳的人也有若干类别。［有一部分专门由奴隶担任，］还有一部分由佣工们（“用手的人”）担任；这些人，按照他们的名称所显示，就是靠双手做工而谋生；技工或匠师也属于这一部分。 在古代，在某些城邦中，这些劳动的人是不能够参加政治的，直到出现了极端民主政体，他们才获得城邦公民权利。 这些被统治者作为奴隶或佣工所从事的鄙俗行业，善人或政治家或好公民，作为统治者（奴隶主或雇主）
，是无须加以研习的，——偶尔他们为了自己的事情而操作一些贱役，应视为例外，这时候的劳务不是在主奴或主雇关系上操作的。但是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还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出身相同。 这类治理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宪政）
；在这种体系中，统治者就须先行研究受命和服从的品德——恰巧好像人们如要担任骑兵统领就须先在某一统领之下服役，如果要担任步兵将军就须先在某一将军之下服役，或者说得更明白些，他须先去当百人队长（中队长）以至联队长各级的部属。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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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一句名言：“不经偏裨，不成良将”
（“惟有起于民间，才能擅长治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属相异，但是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必须知道如何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现在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一个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应和一个善人的品德相同，］一个善人，有如一个好公民，应需要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才识。 如果在自由城邦中，温厚（节制）和正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各自需要不同的性质，那么，一个善人的品德——例如正义——就不止一种而兼备两种性质：其一，他用于作为统治者［而表现其为主人的正义］，另一用于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表现为从属的正义］。我们可以观察男子和妇女之间［同样的品德，如］温厚（节制）和勇毅，就显然会有不同的性质［这些差异类似作为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之间品德的差异］。
一个男子的勇毅假使仅仅达到一个妇女的勇毅，人们就会说这个男子为懦夫；反之，如果一个利口的女子虽然比一个善男人的说话未必更多，就可能被讥讽为有伤谦德。 在家务管理中，夫妇的功能也是不同的，一方的责任在于获得财物，另一方即在保持这些财物［这些差异也类似一国中主从之间功能的差异］。明哲（端谨）是善德中唯一专属统治者的德行，其它德行［节制、正义和勇毅］主从两方就应同样具备［虽然两方所具备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
“明哲”是统治者所应该专备的品德，被统治者所应该专备的品德则为“信从”（“识真”）。被统治者可比作制笛者；统治者则为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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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用制笛者所制造的笛来演奏。通过这些论证，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为同为异的问题——或［更精确些说］在哪一种命意上为同，哪一种命意上为异的问题——大致已可以明白了。
章五 关于公民身分还有一个问题应加以考虑。 是否必须参加统治职能的人方才确实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公民，或工匠也可以归入公民之列？如果不担任官职的工匠也能归入公民之列，那么在这个城邦中将有某些公民不具有好公民［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品德。反之，工匠如果不能称为公民，他们将怎么置身于城邦？
他们既非外邦人（旅客）
，也不是侨居者（居留民）
，他们将属于哪一部分（阶级）？这确是个疑难；但工匠的无所归属未必是荒谬的，奴隶和解脱奴籍的“自由人”也无所归属［既不列入公民册籍，也不是外邦人和外侨］。在实际上，我们不能将维持城邦生存的所有人们，全都列入公民名籍。 同样地，儿童［虽近似公民］总同成人之为公民，含义有所不同。 成年人是全称公民，儿童既然未发育，如果也称为公民，就只是在含义上有所保留的虚拟公民。 古代，有些城邦中工匠阶级完全是奴隶和外邦人，沿袭至现在，那里的工匠们仍旧多数是奴隶和客民。 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该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 在允许工匠入籍的城邦中，就不可能每一公民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良好品德，仅只一部分不担任鄙俗的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些好公民的品德。担任那些为维持城邦生存所必需的贱业者有此二类——奴隶为私人服劳役，工匠和佣工（手艺人和苦力）则为社会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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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这些叙述作进一步的研究，工匠和佣工的地位就可明白；在实际上，假如领会了我们前面的一些议论，这一问题也尽可不必详细说明了。政体有好多种类，公民也就有很多种类；不担任官职的被统治公民，其种类更多。 在某种政体中，工匠和佣工都是公民；在另一些政体中，他们却不能为公民。 例如那种号称“贵族政体”的城邦，其中职位都靠功勋和品德来分配，以手艺和苦力为生的人们既无缘完成他们的品德，就不可能成为这种城邦的公民。 在寡头（财阀）政体中，情况又不同。 这里各种官职有很高的家产条件；于是佣工就永不能成为公民，而艺匠常能致富，就有时可以获得公民资格。 可是，在忒拜订有这样一个条例：凡是曾从商的人，必须有十年不到市场作卖买行为，才能担任公职。 同这些精神相反，另有许多政体就放宽公民身分以使客民也不难入籍。 例如有些平民政府竟允许只有生母为公民的男子（半客民）入籍；还有些城邦，对于私生子也援用这种条例。 但公民资格开放得这样宽，大抵是由于邦内缺少正宗的公民，不得不实行一些权宜的政策。这种在人数短少时的暂行法规，到了人口增殖以后，自然就会渐次废除：起先限制生父或生母的一方为奴隶者不适用这种条例；继而生母虽为本籍，如果生父为客籍者也不能列为公民；最后，公民身分又限于父母两方都必须是本国公民所生的儿女了。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公民有几个种类而且凡是能够参与城邦官职和光荣（名位）的公民是最尊贵的种类。 所以荷马有句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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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我非类兮褫我光荣”
；凡是不得给予邦内名位的人就像是一些外邦的居留民。 把某些人摈除于城邦官职之外，［未必全无理由，但］有些统治者却运用隐蔽的方式，来欺蒙国内的居民。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否相同也可以由以上的论证得出结论：（一）
在有些城邦中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两者相同，在另一些城邦，却两者有别。（二）在前一类的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好公民都是善人，只有其中单独或共同领导——正在领导或才德足以领导——并执行公务的人们、即政治家们，才必须既为好公民而又是善人。
章六 确定了公民的性质以后，我们接着就应该研究政体这个主题。 政体只有一种类型，还是有好几种？如果有好几种，是否应当明确它们的数目而且列举其类型，并分述各类型的差别何在？
政体（宪法）
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 城邦无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必定寄托于“公民团体”
，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 如平民政体的治权寄托于平民（德谟）
，而寡头政体的治权则寄托于少数；治权所在的团体，两者既有这样的差别，我们就举两种政体的差别——其它各种类型的政体我们也靠同样的理由加以区分。让我们先来研究城邦所以存在的目的，而后及于人类和人类各种社会所接受的各种统治。 关于第一个论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