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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怪她。那个可怜的黑人女士看起来伤得一塌糊涂。总之那没差别。你太太是家人，你应该要支持她。一家人就是这样。”
萨姆把脸埋在掌中，我必须硬起心肠不为他的痛苦所动，因为该来的逃不掉。我丈夫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方式的一部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可怜地咕哝。
“当然就那么简单。”丹尼苛刻地说。“相信我。这我太了解了。家人要团结……跳船的是卑鄙小人。”
丹尼之母莫琳·史雷特的来信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葛兰姆路３２号
里士满
８月２日
拉内莱太太：
我之所以同意见你，是因为丹尼喜欢你，而且也念在多年前你逮到艾伦偷你东西时曾放他一马。他现在是个好男人——结了婚有小孩——我想你会很高兴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另外，我也感激你那时候到医院来看我。我告诉你说我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但我想你已经猜到是德瑞克下的毒手。
你说从１９７８年到现在有很多事都不一样了，的确如此。现在记得安妮的几乎没有几个人了。我仍然不认为她是遭杀害的，但就像你说的，现在谈论这件事应该不会再造成任何伤害了。德瑞克２０年前抛下了我，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
可以约下星期一中午左右。
莫琳·史雷特上
写给詹姆斯·德鲁里警佐的信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里芬南农庄
多尔切斯特附近
多塞特DT２XXY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星期四
德鲁里先生：
继我们昨日的谈话，在此附上一份我于１９８５年收到的信件影印本，寄件人是为安·巴茨验尸的病理学家本杰明·汉利医生的一名同事。既然你对汉利医生的验尸结果那么有信心，那么这封信你读来或许会觉得有意思。那位同事的姓名是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他从１９７９年起一直跟本杰明·汉利共事，直到汉利在１９８２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为止。
拉内莱敬上
又：在安东尼·德佛瑞尔信中第三点所提到的经过调查之后，有两件案子（当时据信为谋杀）都重交上诉法院审理，并推翻两名无辜被告的罪名。汉利医生提供的证据被视为“不可靠”，那些据称“受害者”的死因先后重新裁定系出于“自然因素”。
再者：那些验尸照片我有好几组。
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
齐维克大道２５号
伦敦W４
拉内莱太太
澳洲悉尼市兰利镇
邮政信箱１０３号
１９８５年２月６日
拉内莱太太：
谢谢你１月１０日的来信，信中所附的安·巴茨小姐的验尸照片与詹姆斯。韦伯教授的书面报告均已收悉。你说得没错，我与韦伯教授曾有数面之缘，对他的判断十分敬重。事实上，在我仔细看过那些照片之后，我没有理由不同意他详尽的评判，即巴茨小姐脸上及手臂上的伤势是在她死前数小时就已存在。
你特别表示想知道在我之前担任此职并在１９７８年进行该项验尸的本杰明。汉利医生的消息。你说你与令尊多年来都联系不上他，说你们得到的惟一回应是他的秘书在１９８２年曾电告令尊，跟巴茨小姐验尸有关的档案“不见了”。不幸的是，我们仔细翻找过档案，这项陈述似乎不假，惟一显示汉利医生对巴茨小姐进行验尸的证据，是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工作日志上写在他姓名旁的寥寥数语——“上午１０点半。巴茨。RTA。里士满德鲁里警佐要求看报告。”
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我们找不到的不只是巴茨小姐的档案。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１年的轮值表上列在汉利医生姓名旁的１０３个案子，目前有９个都“不见了”。
关于你问到的个别问题，回答于下：
１。诚如你已经知道的，汉利医生在１９８２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１８个月后死于肝衰竭。强制退休的原因，跟他工作表现在１２个月之内的日渐恶化有关，而不是因为病情。他拒绝就医，这并不罕见，因为病理学家每天都跟死亡打交道，对于自己的情况大概都已心知肚明。简单说来，汉利医生长期酗酒，愈来愈无法胜任指派的工作。在退休令中加上“健康”这一条，是为了让他能保住退休金，但置他于死地的肝硬化则一直到他死前不久住进医院时才诊断出来。这些事实都是公开记录，我转告给你并没有违反任何保密原则。
２。我跟汉利医生共事了两年半——从１９７９年９月到他１９８２年３月退休——我很遗憾地要说，我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专业能力抱有保留的态度。我当然无法评断一个在我加入之前进行的、并且没有相关文件档案的验尸行为；不过经过思考，我认为汉利医生的判断力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时必然已受到酗酒的影响。
３。我不清楚汉利医生与里士满警局的德鲁里警佐之问有什么关系，也无法证实你所说的：“汉利医生可能接受了德鲁里警佐的指示，做出一份符合里士满警局希望的报告”。然而，我曾数次对汉利医生表示关切，因为他损害了此部门的独立性，做出的验尸报告似乎与警方对案情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些事件中有两件目前正在接受官方调查。为汉利医生说句话，我不认为他的行动有任何恶意的动机，只是他已经无法再胜任他的工作，为了补救，便对某些警官的“直觉”寄予太多信心。我想在大部分的案子里应该影响不大——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死亡都是“自然”的——但显然在事实有争议时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４。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汉利医生忽视巴茨小姐一案中谋杀的证据绝对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我本身就是黑人，他从来没有对我另眼相待。
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工作显然令他难受，尤其是当他必须切开妇女和孩童的胸腔时；他逐渐将此视为“不必要的凌迟残害”。
５。由于没有档案，恐怕我除了支持韦伯教授对那些照片的评判之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如前所提，有九件案子的档案似乎都失踪了，并有证据显示是汉利医生在离开之前摧毁的。他在本部门服务多年，因此当时决定给他三个月的“缓冲期”。我们认为他是利用那段时期除去了任何他觉得结果可疑的档案。悲哀的是，他似乎对于“法医”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日渐混淆，不停质疑“公正法官”的价值。然而，关于此点并无证据，这样的推测是不可能用在法庭上的。
总之，关于汉利医生在我与他共事期间工作表现及验尸水平的恶化，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我很乐意提供这封信作为支持该点的证据。除此之外，我只能建议你尽可能从各方面收集证据，以便提出缜密而有力的论点，迫使当局对巴茨小姐之死重新开案进行调查。
我想此信应能有所帮助。
顺祝。一切顺利
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 敬上
《蛇之形》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独自搭火车去伦敦。我拒绝告诉萨姆我要去哪里、打算做什么，我们因此吵了一架，他早上８点钟送我到多尔切斯特南站之后便气冲冲地开车走了。自从丹尼丢出那句“跳船的卑鄙小人”之后，萨姆就一直很沮丧——事情不是那样的……当时我需要时间理清头绪……贾克成天跟我唠叨，想说服我要你吃那些该死的镇静剂……他说你需要帮助……他说你短路了……他说……他说——而我那句很酸的回话自然也不会改善他的心情，我说既然贾克是那么位先知大师的话，他应该去跟他谈而不是跟我谈。
我没有紧盯着他，因此我星期一早上出发时完全不知道他会不会照我的建议去做。我想应该不太可能。萨姆那种人除非不得已不会去吵醒正在睡觉的狗，尤其他是如此害怕被咬。
在那个８月的上午，我发现葛兰姆路已经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这里成了一条单行道，路中央有减速路障。只有持有停车许可的人才可在此停车，卡车也不准进入。房子比我记忆中漂亮，人行道也比较宽，阳光更耀眼，照射到的范围也更广。在我记忆里这里一直都是个黑暗、不祥的地方，这使我不禁怀疑我的头脑这些年来究竟还荼毒了哪些东西。或者不是我的记忆有问题？也许安妮的死真的带来了改善？
我经过５号房时瞥了一眼，那光洁的外观让我感到羞愧。有人在这房子上投注了感情和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