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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说：国府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呢？国府以低价强购（统制政策的统购统销），而以8倍以上的价格出售。加上农业生产力的衰退，使粮食更成了稀缺之物，由此带动物价的飞涨。
当时，法币是国家的统一货币。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同时对沦陷区（汪伪政权）的经济产生重大杀伤力。当时，共产党控制区为了保护边区的经济稳定，被迫发行边币。我们知道发行货币本是国家行为，边币的发行，促使共产党开始考虑管理国家级政府所需的人材，并开始为之准备。
就个人来说，如果有两种货币，一种天天贬值，而另一种稳定得多。显然，人们愿意接受稳定的货币。因此，边币在华北、山东等地大行其道。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共产党在它的控制区是如何稳定货币的，同样也是从粮食入手。
为了鼓励粮食生产。共产党除了开荒、移民、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外，最主要的是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在地租方面，一般都实行“二五”减租。不论公地私地，佃种地等，也不论是钱税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铁板租），一律照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多减时，也可以根据情况或三七、或四六减。减租减息政策从1937年8月正式提出，但受到了地主们的阻扰，他们企图用自耕、出卖、分家等手段来威胁农民，或将租额提高，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所以减租减息到了1942年才在各解放区普遍实行。
通过减租减息使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都发生了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的变化。据太行区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比之减租前显著下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从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由98。6亩降到42亩。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则显著上升，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都有增长，许多上升到中农地位，使中农的户数显著增加，由1942年占农户数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农占有的土地则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中国近代经济史》P542 这里的中农就是自耕农）
所以，当1946年，国民党挥舞着“倚天剑”、“屠龙刀”向共产党猛扑过来时，耀眼的铠甲里面裹的却是一副瘦骨嶙嶙的身驱，他的肉差不多已被自己割光了。反观共产党，手中只有三节棍，但藤甲里面却是一幅壮实的身躯。所以，第一年，共产党只能左闪右躲，第二年，国民党气喘嘘嘘，第三年，国民党连招架之力都难以为继了。
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志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前后出版的几省农村调查记载，农村捐税的名目各省都有几百种。
又据天津《大公报》1932年统计，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例如，不种鸦片的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扫地有垃圾捐，以及过路钱，交通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特别是强迫人民种鸦片和重抽鸦片捐税，对人民所进行的毒害和压榨极为残酷。各地军阀争相勒种鸦片。蒋介石为了夺取鸦片税的收入，大肆叫嚷禁烟，实行鸦片专卖，又大规模武装运销鸦片谋取暴利，禁烟的结果，变成了无形的推广种烟。据估计，1932年鸦片产区达17省，面积400万亩．年产鸦片2亿两，捐税在3。43亿元以上。”其他捐税的数量也都在不断增长。
例如1928年特别是1931年后．地价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猛跌。而田赋的征收数额却在逐年增高。江苏武进1925年至1932年七八年间就增加了一倍。田赋附加税，袁世凯统治时还规定不得超过正税30％，但1933年江苏海门、如皋的田赋附加税竞超过正税的二十五六倍。。同时，有些地方还要进行预征。1935年四川的达县、重庆、海南等县均已征至1970——1981年。据统计，1930年至1933年蒋介石政府的税收在除债款外的财政收入中达95％。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税项收入中，关税、盐税、统税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收入增长的很快，从1928年度的2．59亿元，增加到1936年度的10．57亿元。这三大税源同样被四大家族其及爪牙用来大饱私囊和发动内战。
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出版的《东南经济》4月号中说：“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田地’的气氛。后方的农村固然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都很起劲，甚至连经手交易收取佣金的人也有成为财主的，由此可以证明地权变动的激增。”
对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国农民银行的官员也曾披露说：自抗战以来，“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恶性现象，……如粮食囤积，土地兼并，农民困苦，地价上涨，…加上战时游资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更盛，……卖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购地者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者、土劣、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的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由是土地逐渐趋于集中。”
1944年广东省地政局局长高信在中国地政学会座谈会上承认；东江一带5亩以下自耕农．在抗战以来因生活高涨，无法维持，纷纷将土地抵押或出卖，去年（1943年）更抛弃土地逃荒，……现在广东占地万亩的地主却不在少数。又据广西桂林农村的典型调查，1936至1946十年之间，有80％左右的其雇农出卖了土地，这些土地有63％卖给了新兴地主和官僚，再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还可以从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的调查报告和同年粮食部的施政报告得到说明。前一报告说：“万县一带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区多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较为普遍”。
粮食部的施政报告说：“农民终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给地主，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来说，成都附近一带，因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为肥沃，农民所纳田租，最高的竞达收获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归地主。最近七八个月以来，因为粮价飞涨的结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余倍至20倍。……至农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够生活的，其影响生产，实非浅鲜。”
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关于资金问题。首先，中贫农的农业再生产资金大半被重租重税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云南日报》社论指出昆明附近各县的农民缴了租税后的情况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存粮供—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在此期间，还有种种与时俱至的负担源源而来，迫使农民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至，连播种都成问题．更逞论日常供食用的米麦……农民自播种起至收获前，因缺乏资本——主要是种种食粮和肥料——被迫忍痛将未来的收成以较现在为尤低的价格预卖给人”。沉重的租税，加上生产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农民更大量地丧失其农业再生产的资金，成为农业生产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报导：‘除了部分兵役官员的敲诈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达840人。”。结果，所有农村壮丁，以及—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乐业。不仅应服兵役的，就是许多应当免去兵役的农民，也经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们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暂时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力的枯竭。据1941年中山大学农业系在广东连县19个村的调查，所有离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当兵的。那19个村男子连老汉在内共1256人，离村的就达501人。仅一年中，离村成年男子即占总数39．9％。
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