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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中共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接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坚持》
1944年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
“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但我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谁都没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这是1944年5月20—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何应钦说：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远征军已补充六万零四百三十二名，驻印军二万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队缺额补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调拨补充团及壮丁，补充人数共计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这就是说征兵总数为133万7千多人，其中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为8万5千余人，即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人数是征兵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说的30％。《一寸》公然篡改历史文献，在此又说了假话。
那么，这一期间国军的战损数是多少呢？何应钦说：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计官兵负伤者四七、三八八人，阵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说，伤亡79826人。伤亡不足8万，补充133。7万，还说兵员不足？
由于连年征战，兵员的合格率确实不高。何应钦在报告中说：合格率为33。7％。这就是说合格的兵员中有4/5补充到国内战场上，也就是36万人，是伤亡人数的4倍以上。还能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吗？
何应钦在1944年4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
“自抗战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计伤亡失踪总数二、七六二、七九九员名。”
在1945年5月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又说： “总计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这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国军伤亡276万余名。从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