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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仍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事情。吃的倒是不错，正应了“卖鞋老婆赤脚走”那句老话，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太差劲儿，墙是工人们用土坯子摞起来的，连泥巴也没有用，房顶是三角铁和钢筋搭成，上边盖了一层石棉瓦，一下雨直漏八淌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经常丢东西。一个公社的人抱成一个小团体，搞不好就要打起来。曾狗留想，日他妈，这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坐劳改！
到了一个星期天，曾狗留跑到县城里，去看刘庆堂和刘继贵。他对看大门的好说歹说，才让他进了工厂，轰轰隆隆的响声立刻让他头疼。见到这叔侄俩，更让曾狗留大失所望，他们在一个车间，干的活儿是往烘炉上拉盘圆儿（圆盘钢筋的别称），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到了烘炉前，被火烤得脸漆黑。他们中午留他到工人食堂吃饭，每个人抱一个盆子，筷子上一股铁腥味儿。到了他们的住室，是一间漆黑的房子，挤了八个人，一屋子都是汗酸和脚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熏得曾狗留脑子发木，心想，这两个人还不如自己在野地里干活痛快。罢罢罢，生成是鸡子，上不了高门台！回到砖瓦窑场，倒是安心地当起了苦力工人。
在棉纺厂干活的张灵玉，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家探家就不想再回厂里。她对妈妈哭着说：“妈，你看看，我的腿都跑肿了！”她妈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安慰女儿说：“去吧，孩子，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你看咱们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么羡慕你们！当工人到底比当农民强多了。”张灵玉想想也是的，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嫁了人，很快成了抱孩子、喂猪、纺花、织布的农村妇女，体形也变得让人不忍目睹。于是，她又回到厂里，咬紧牙关，干了下来。
第38节 赌
入冬以后，场里地里一扫而光，没有什么农活可以干，几千年来，农民们都在此时进入了“冬闲”状态。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农民，到了冬天，更要躲在屋里几个月，叫做“猫冬”。因为人类不是冷血动物，不可能像蛇那样蛰起来，于是就像猫一样，卧在温暖的土炕上打瞌睡，哪管外边狂风怒吼、冰天雪地。
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核心时段，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冬闲就变成了冬忙。我们大队首先要组织八个生产队的劳力，集中干一项大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搞梯田。
到了这个时候，全大队的男女老少一齐上工地，背着镢头、铁锹、扁担和抬筐，男人们腰里束着草绳，女人们系着方头巾，大家嘴里向外哈着白气干活。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锣鼓也上去助威，好不热闹。干起活来，英姿飒爽的男女青年们，嘻嘻哈哈，相互嬉闹。更多的群众是在“磨洋工”，目的是为了挣工分。到了休息时间，男人们纷纷躲到背风向阳的土坑里抽烟袋，女人们则另扎一堆儿，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一边说，一边“刺棱刺棱”地纳鞋底子。
“农业学大寨”是当年不得不搞的工作，因为我们寨子位于公社所在地，“天子脚下，皇城根儿”里，公社领导就在身边，只有做得轰轰烈烈，才能经得起公社领导的检查。由于我们马寨年年干得突出，还登过《唐都日报》，称我们马寨是唐都的大寨。其他大队就没有我们马寨这么动真劲儿了。因为所有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劳民伤财的。山穷了，水就恶，年年修，年年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说，冬天干的工程，过了夏天，往往水毁得不像样子，到了冬天还得重新做起。
大队搞完了，生产队里也有一些小型工程。主要是垒石堰、整修牛车道路。这些活儿，在贵亭叔的心里有一本账，安排得比较扎实，实用得多。群众干这种活儿，比干大队的工程还要卖力一些。
你不要以为整个冬天人们真的都在忙，其实大呼隆一阵子后，还有很多闲暇时间。“人闲生是非，驴闲啃树皮”，最应该破除的“四旧”赌博，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除。我们寨子的红卫兵司令刘继先，就是一个在赌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那时候，破“四旧”破得最彻底的是扑克牌。
扑克牌我们那里叫做“纸牌”。按说这种“舶来品”是洋玩意儿，不应该归为“四旧”之列。可是，到了那个年代，印刷厂不印了，商店里不卖了，手里的烧掉了，兴盛一时的纸牌就绝迹了。元叔这个人自卑，从来不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扎堆儿，什么牌也不会玩。要是他会玩纸牌，也不至于一直用自己创造的念法去钻研平面几何。在他不知道英文字母如何念的时候，寨子里的年轻人对纸牌上的“A、J、Q、K”早已烂熟。不过念法也不标准，“A”念作“尖儿”，“J”说成“丁钩儿”，“Q”说成“炸弹儿”，只有“K”的念法最正确，说成是“老开”，“大王、小王”说成“大鬼、小鬼”。这可能是我们祖先创造象形文字的办法，融入了我们这些后代的血液里，大家望形生意，杜撰了一套新的叫法。
在打法上，当时也比较简单，打的是“交公粮”、“打百分”和“吹大气”。我有时很有点像丁老师那样，是个“响圣人蛋”，常常就关于纸牌的玩法，思考一个古怪的命题，就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打法，人们所有的灵感和创意，可能来自于他们受到社会大气候感染以后的不经意间。那个年代，因为要交公粮，就打“交公粮”；因为要挣工分，就打“百分”；因为有“虚报浮夸”的风气，就打 “吹大气”。现在打“跑得快”，是让一个人先富起来；“斗地主”有可能是土改和“文革”的遗风，在人们的记忆中残留，才把三个人围攻一个人的打法，形象地说成“斗地主”。
没有纸牌并不要紧，不过是少了一种年轻人的娱乐工具。其实在赌博方面，我们寨子里的赌徒们基本上不用纸牌。由于山里没有麻将这种高档赌具，主要是推牌九、摇“骰子”。摇“骰子”简单明快，押上点就行，押对了，通吃；押不对，输钱。
推牌九又叫“抹骨牌”。因为高档牌九是用兽骨做的，所以又叫“骨牌”。在白色的长方形骨头片上，刻有染成红色或者绿色的圆坑儿，叫法上也很奇特，“一点”是“日出东方一点红”，“两点”是“二目”，“三点”是“单行雁”，“四点”是“城”，又叫“板凳”，“五点”叫“梅花”，“六点”是“双行雁”， “七点”是“羊胯”，“八点”说成“两座城”，“九点”叫“猪头九”、“大麻子”，等等，赌徒们创造了不少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对自己赌钱的工具附加上形象的称谓。
我其实没有打过这种骨牌，不知道骨牌有这么多复杂的念法。后来在喝酒时，有一种玩法，叫“喝排酒”。两个人斗枚时，一个人用这种骨牌“报排”，好像打乒乓球的裁判兼记分员，把“几比几”，说成朗朗上口的骨牌歌，通过反复听他们吟诵，才学会的。如第一枚你输了，他就报道： “日出东方一点红，喝家是个酒英雄！”喝到“一比三”，他说“日照单行雁”；若是“十比三”，喝十盅酒的人已经出了排，仍然报成“日照单行雁”，附加一句说：“日头是假的，雁是真的！”提示你已经从头再来了。若是“二比二”，他说“小板凳锯开两头停（对等）”，喝到“二比四”，他说“二目观城”，或者说 “小二姐进城看风景”，当然，若是“二比五”，他又说“小二姐进花园”，等等，不一而足，很有口头文学意味儿。久而久之，在酒场中，你就会受到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掌握了骨牌的念法。
刘臭蛋的哥是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自从造反后，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红卫，一直没有被乡亲们喊起来。这小子从小就是一个天生的赌徒，长大后成了赌棍。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与小朋友们赌，赢过铅笔，输过作业本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赌技越来越娴熟。
人们都知道，在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赌技高超的刘继先，有时照样输得很惨。没有赌资就得生出“非门儿”来，（“非门儿”是我们那里的土话，“门儿”的意思是办法。“非门儿”即“不是门儿的门儿”，与逻辑学上的“与”或“非”概念一样。）无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