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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氏。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子，再也没有能力与刘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富一些。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据说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群众谁也没有见到过一分红利。一位伟人曾经论断过，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洋油”、“洋碱”，连铁钉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与“火煤儿”、点灯用的植物油、洗衣用的“皂角板子”，以及农家妇女纺织成的土棉布，才冠以“洋”字的。这些日用品，不是平均分配的物资，放在柜台内，没有人民币是不可能买走的。特别是火柴、煤油和肥皂，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当时十分短缺。物以稀为贵，谁掌握了这些物资，谁就最有权力。有时，没有头脸的人，根本就不会卖给你，营业员说：“没有。”你就干瞪眼没有办法。就是有头脸的人，要搞上一点，也需要找营业员“开后门”，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员，由于能够控制这些紧缺物资的分配，手中有权，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姑娘嫁人，优先选择的有三种人，其中营业员被放在突出地位，其次才是当兵的和司机。
有了商品，就要用钱去买。“双代点”的交换形式还比较原始，群众常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说的就是简单的交易。在当年，群众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获得钞票的途径，不过是卖鸡蛋，养一头猪，卖从山上刨来的草药，以及一年两次生产队里的分配。余粮户可以分到钱，缺粮户往往还要向集体交钱。养鸡与养猪，是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养鸡就是为了换日用品，养猪是为了娶媳妇。不然，有儿有女的人家，只好指望用嫁女儿的彩礼钱，再用来娶媳妇了。
第5节 电影与广播
每过上两三个月，县城里的电影队，就会到马寨公社来放一场电影，我们那里群众叫做“玩电影”。玩电影的场地，通常设在六队的麦场里，那是全大队最开阔的一个麦场，能够容纳最多的群众。这个场地尽管最大，到了放电影时仍然不够大，四乡八堡的群众，早就听说要玩电影，不到天黑就来了，往往银幕后边也站满了人。看到结束时，才点上麻秆火，照着道路、照着溪流中当做桥梁的大石头，摸十几里山路回家。
在玩电影的时候，银幕是用三根楠竹搭起来的，平时不用，就由六队的保管员保管起来。因为怕发电机的响声影响放映效果，发电机就放置在场房屋的后边。由于那个场房是北屋，发电机放在屋后背风，真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到了冬天，管发电机的放映员，处在背风处少受罪，可以裹一个军大衣，坐在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烧红薯吃。放电影的两个人都不傻，一到马寨放电影，争着去管发电机。这让小宝等几个小朋友，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不在前边放电影，却争着管发电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前边放电影才最好，边放边看，多过瘾！因为他们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放电影的，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了。只有孙二孬不想当放电影的，他说，自己将来娶一个老婆，让她放电影。别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诡秘地一笑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日那些放电影的。”后来，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知道，孙二孬这么恨放电影的，原因是有一次，放电影的老齐在他家吃派饭后，磨蹭着不走，他妈让他出去玩，他玩了一会儿回家，撞见老齐光着身子，正在他妈也光着的身子上努力，就一下子恨死了放电影的人。
山里比不得城市里的电影院，图像、音响都很差劲儿。有一次风太大，正顶着银幕吹，人物都变了形，扛肚子凹腰的，上面的大闺女也不好看了。更可笑的是，音箱没有办法固定在竹竿上，放在了离银幕北边十来丈远的土堆上，看电影的群众长了见识，他们原来以为银幕上的人说话时，口形和声音是统一的，声音像是从那块白布上发出来的一样。这次才知道，他们听到的，并不是从演员嘴里发出的声音，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钻出来的。
那时候，群众能够看到的电影片子主要是《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牧童投军》等几部影片，为数不多的译制片，都是来自前苏联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部片子看了多遍以后，剧情和剧词人们都会背了，演员们还没有张嘴，人们就学着京腔替他们说了出来。小孩子们主要是记住了挥舞军刀的日本鬼子“大太君”，双手握着一根竹棍，张牙舞爪地叫着“八格牙鲁”和“杀个鸡鸡——”大一点的孩子，则学会了上边更精彩的地方。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论辈分他应该叫孙二孬表叔，他却从来没有称呼过他，还多次拍着孙二孬的肩膀，学着《南征北战》上一句台词：“我说同志啊，以后别再叫我老大爷了，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是个民兵啊！”
可惜在那时候，电影里没有恋爱镜头，要不然，山里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有人说，元叔和凤姑好，是元叔替他妈送信办成的；有人说，其实不是在送信时办成的，而是两个人在看电影时，挤挤扛扛、摸摸索索搞上的。反正这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最清楚。我只是在这里猜想，当元叔拥抱着凤姑的时候，肯定也多么想如同《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那样，拍着哭哭啼啼的凤姑的脊背安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他连这点可怜的幽默也不敢有，这句台词必定哽咽在喉头里说不出来。
公社院里有电话，那条专用的电线，就从杜小宝家门前扯了过去。电话线有两个功能，平时通电话，早上、中午和晚上，还通一两个小时的广播。公社里的墙上，就安了一个广播匣子，是一个木制的一尺见方的方形盒子，油漆成红色，中间挖了一个圆孔，蒙着一块黄布。刚安上时，周边群众都很稀罕地来听广播。小宝他们一群孩子猜想，广播匣子里边说话的、唱戏的，一定是些从电线里传过来的小人人儿，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四方匣子，怎么可能容纳下那么多人？这些人不说话、不唱戏时，也不知在里边吃的什么，干的什么。
公社院里的小广播，挂上一年多以后，就开始出毛病。有时正在大声广播着，突然声音变得极小了。县里邮电局的领导，派来技术人员修理，通过检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找到了原因，原来，在这一条从上边传来的电话线上，进到马寨村里的那一段，吊上了好几个小小的扬声器。这是寨子里几个大孩子干的，他们从县城亲戚那里，搞来了这种小玩意儿，爬到通向公社的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