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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已久的，乃是他自杀前的精神状态。
笔者认为，从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看，也可看清陈之死因。陈布雷自
1927 年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长达20 年之久。1935 年，蒋介石
的御用机构——侍从室事权扩大，他出任第二处主任，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
讲话、函电以及党、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
整整10 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
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
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雷先生”尊称，以示不同一般。陈布雷50
岁生日时，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
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
己”。“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人生观。从此，陈布雷
在蒋介石的礼遇羁绊之下，便至死不悟。当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20 多年
的蒋介石已无法挽救危局时，他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殉国难”这条路。
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党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
了陈布雷自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
然是精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
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
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忧也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压
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
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 年4 月，国民党政府改组；6 月，陈布
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
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精力去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
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院长粟宗华
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朗失眠，精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胡思乱
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
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
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
而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
己体弱多病的身体来看，陈的自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
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
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 年人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党
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和贪
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
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
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
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
蒋介石撰写《三陈磨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杀的原
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
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党内离心
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杀身亡。”
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杀之谜。陈布雷与先后两位
夫人一共养育了七子二女，所以家庭负担很重，最初靠笔耕及祖产为生。抗
战以后，在重庆完全依赖官俸，而山城百物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因此生活
十分俭朴、拮据。蒋介石在逢年过节时，对他虽有所馈赠，但为数有限。陈
布雷经常穿的是旧衣服，戴的是一顶旧礼帽，只有逢到出席重大会议或典礼
时，才换穿一套藏青哔叽中山装，算是他的礼服了。陈布雷自杀前后，正值
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
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这种说法以前
曾经广泛流行，现在赞同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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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篇
清初“太后下嫁”是否确有其事？
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说的是顺治朝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
嫁给摄政王多尔衮。博尔济吉特氏（1612—1687 年），史称“孝庄文皇后”，
蒙古族人（父塞桑，受封为内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系清太宗皇太极妃，清
世祖福临生母，一生扶立二代幼主（子福临及孙清圣祖玄烨），掌握和影响
朝政达几十年，终年75 岁。多尔衮（1612—1651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
十四子，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清世祖以冲龄即位后，多尔衮即称摄政王，
于顺治元年（1644 年）统兵入关，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取明朝统治而
代之，并创建了清入关后各项制度，成为清朝政权的实际开创者。
“太后下嫁”之说自明末清初既己流传，清末排满时重又复炽，传播300
余年而未有定论。本世纪30 年代明清史大师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实》，力辨
其无，但近代学者中亦颇有以“太后下嫁”为事实者，其所持各端，俱有说
焉。
“太后下嫁”说之背景，在于崇德八年（1643 年）皇太极死后皇位继承
权的激烈斗争。由于皇太极生前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所以他的第十四弟睿亲
王多尔衮、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第九子福临围绕着皇位展开了角逐。
当时作为政治、军事力量唯一支柱的满洲八旗中，三股势力的对比，对
年仅6 岁的福临大为不利：皇太极自将的正、镶黄旗和正蓝旗中，两黄旗倾
向豪格；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表示拥立豪格；多尔衮取
得了两白旗的支持，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起
初也拥戴多尔衮。但是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首先看准了代善辈份和威望
最高，因而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长支持福临。
继之八旗中力量较弱的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也自然听命于代善而倒向福临。然
后因两黄旗系皇太极自将，拥立豪格和福临皆可，也舍豪格而举福临。最后，
博尔济吉特氏使多尔衮改变初衷，拥戴福临。结果是幼主福临即位，是为清
世祖，年号顺治。5 年后豪格被多尔衮构陷，削爵下狱而死，而多尔衮则由
摄政王而封叔父王、皇叔父、皇父，持国柄至死。
从福临即位以后豪格狱死和多尔衮殊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来看，人
们往往以为多尔衮有翊戴之功而豪格则觊觎帝位。但多尔衮为什么要拥立福
临，说者又往往以为与“太后下嫁”有关。这从顺治八年多尔衮死后宣布其
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中可窥见。更增加人们怀
疑的是记载在蒋良骥《东华录》中的上述这两句话，后来在修实录时删去了。
与“自称皇父”和“亲到皇宫内院”相印证，南明弘光政权的权兵部尚书张
煌言《建州宫词》有诗云：“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掖庭
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娃足母仪”。前言太后再婚，后言清俗不讳再嫁，“太
后下嫁”遂成通行之说。
反对“太后下嫁”之说者驳之日：蒋氏《东华录》所记与张煌言诗，不
能作为“太后下嫁”确证。他们或谓“皇父”犹古之“尚父”、“仲父”，
是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谓“皇父”系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
以其定鼎功勋桌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
臣下，非太上皇可比。又“皇父摄政王”满文为Haniamawang，直译为“汗
（君）的父王”，而满族旧俗向有呼尊者为父之例，多尔衮前封之“皇叔父
摄政王”满文为Haniccikeamawang，直译为“汗（君）的叔父父王”，其中
也用了ama（父亲）的称呼。至于后来修实录讳言“皇父”，则是因为实录
修于多尔衮追夺封爵之后，凡所追夺者俱删，并非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