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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一的韩退之，即韩愈（号昌黎），如果是韩愈，那他真的是死于硫磺吗？
最早提出白居易诗中的“退之”系指韩愈的是五代的陶榖。他在《清异
录》中说：“昌黎公愈晚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
使交，千日烹疱，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在这里，陶榖对韩愈死于硫磺的前因后果作了说明，其根据何在，不得而知，
但此说流传很广。
到了清代，考据学家钱大听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中，针对人们以
白居易诗“为昌黎晚年惑金石药之证”，举出了洪庆善《韩子年谱》中方崧
卿的一条辩证对此表示了怀疑。方崧卿根据《卫府君墓志》说当时也有一个
字退之的人叫卫中立，他“饵奇药求不死，而卒死”，白居易诗中的“退之
硫黄”者，“乃中立也”。钱大听援引李季可的说法进一步提出：韩愈“长
庆三年作《李干墓志》，力诋六七公皆以药败。明年则公卒，岂咫尺之间身
试其祸哉？”他认为，韩愈决不是那种表面上斥责别人服丹药，而背地里却
自己吃丹药企求长生不死的人。
对于这个千年聚讼纷纭的疑案，当代著名学者、隋唐史专家陈寅恪在《元
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力驳卫退之之说。
他的理由是白居易所结交的朋友都是“所谓第一流人物”，像韩愈、元之流，
而卫中立并非是进士出身，是小人物，白居易在诗中不可能提到他。并强调
陶毅生活在五代时期，距韩愈在世的“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
他认为白居易《思旧》“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但有人认为韩愈死于服丹药之说是不确切的。因为白居易对韩愈死因的
记载，“可能得之传闻，也可能他诗中说的‘退之’是另有其人，不是指韩
愈”。那是谁呢？没有指明。并认为所谓韩愈服食丹药的传闻由来是“道教
徒捏造出来的诽谤之词”。（见钱冬父所著《韩愈》，中华书局版）
另外，有人针对陈寅恪的韩愈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从一般的情理
来推测，‘诗中之退之’断无是昌黎韩愈之理”。那么是卫中立了？也不是！
其理由是白居易所结交的朋友并非都是“所谓第一流人物”，白与韩的交情
非常平淡，极少往来，并有不满的情绪。通常，白居易对较亲密的朋友死才
写有悼念性的文字，而白居易对韩愈的死从未写过什么诗文表示悼念和缅怀
之意，怎么会在《思旧》诗中提到他呢？白居易和卫中立则可以说是毫不往
来，白居易写《思旧》诗时，是不会“突然想到一个和自己毫不交往的人”
的。再者，在唐代，不仅韩愈自己没有说过他有服食丹药之事，韩愈的朋友
也不曾说起过韩愈有服食丹药之事，连韩愈在世时的整个元和、长庆时代的
人也“都不曾说过”韩愈有服丹药之事，单凭五代时的陶毅之说是不足为据
的。那惑人千载的“退之”究竟是谁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唐代第三
个字退之而又是白居易朋友的人。所以有人怀疑“退之”两个字是笔误，传
抄、刻印之误。“退之”可能就是“杓直”之误。构直是李建的字，他与白
居易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死于服食丹药。白居易在其诗文中屡次提到他，从
《思旧》诗的情理来看，“退之”此人很可能是李建，但“这只是推测之辞，
至今还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见刘国盈《韩愈非死于硫黄辨》，载《北京
师院学报》1984 年第4 期）
白居易《思旧》诗中的“退之”到底是谁？是韩愈、卫中立、还是李建，
或是其他人，至今仍是个谜。
（黄显功）
“大历十才子”是指哪10 人？
据说有一位同志在出智力测验题时，写下了“‘大历十才子’是哪十人”
一题后，却又匆勿删掉。这是为什么呢？
大历（766—779 年），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唐代诗歌发展，在开元、
天宝年间由李白、杜甫的杰出成就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到了贞元、元和年间，
元、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则形成了又一个高潮。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唐
代诗歌经历了一个由背离到转趋现实主义的阶段，那就是大历时期。著名的
“十才子”便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家。
一般认为，“十才子”“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
（皎然《诗式·齐梁诗》）流连山水，称道隐逸。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较少，
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风调相高，稍趋浮响，以致“开（元），（天）宝浑
厚之气，渐远渐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当然，到了大
历后期，“诸公改辙，盖知前非”，诗风有所改变，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
的作品。因此，历代来研究唐诗的学者，都很重视这一阶段诗风变迁的研讨，
从中探寻诗歌创作兴衰的各种原因。遗憾的是，“大历十才子”究竟指哪10
人，则众说纷坛，迄无定论。最早记载“十才子”之名的，当是《新唐书·卢
纶传》。传云：“纶与吉中孚、韩侂、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
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新唐书》增加了“十才
子”一段史料，填补了《旧唐书》的空白，应该说是有功绩的。但是同时期
江邻几说的“十才子”成员同它出入很大，多了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皇
甫曾，而无夏侯审、崔峒及韩侂。这样，“十才子”其实不止10 人了。两种
记载，都在北宋初期，离唐代不远，差异竟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生疑。然
而，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在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我们又可
看到不同于上述的几种说法：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少了吉中孚，一是比江邻几
说的多了吉颂、夏侯审。另外，严羽《沧浪诗话》说：“冷朝阳在大历十才
子中为最下，”冷朝阳并不见上面诸说提及，岂不又多出一说？
通观上述五种说法，只有卢纶、钱起、司空曙、李端四人一致被列为“十
才子”成员，其余“六才子”诸说不一，孰是孰非，实难判定。明人胡应麟
在《诗薮》中说：号称“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从他们之间“游从习熟，倡
和频仍的关系来讲的，而李益等人稍晚于卢纶、钱起，把他们列入“十才子”
并“非实录”，值得怀疑。但是，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的记载，
不仅有李益，而且把略早于卢纶、钱起的刘长卿也列入“十才子”。这样“十
才子”便是卢纶、韩侂、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曾、李嘉祐、李益、
李端、司空曙等十人了。显然，胡应麟那条理由又被否定了。因为管世铭所
举10 人有的年龄差距很大，如刘长卿比李益大近40 岁，他们之间哪里谈得
上“游从”、“倡和”？
真是旧案未决，新疑又生。这纷杂的异说给今人研究唐诗发展添了不少
麻烦。若以《新唐书》为据，那李益、皇甫曾等在当时颇有才名，却被排斥
在外了，而苗发、夏侯审的诗名并不甚著，未可与诸子相提并论。如果以江
邻几之说为证，那彼时皇甫兄弟齐名，似乎不应有皇甫曾而无皇甫冉，且韩
侂同时盛名却又没有提及。若说名望，李益、刘长卿当在所列，但考交游，
则又难以牵合。因此，现今流行的文学史，只得毫无理由地选择一说，几句
带过。如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采用管世铭一说，列出“十才子”，
而在论述时却把刘长卿与韦应物并论。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则承《新
唐书》一说，把李益与“十才子”并提。两书对“十才子”都没加以辨析，
所举代表也只是没有争论的卢纶、钱起，而对于其他成员的思想经历和创作
情况并无介绍和评述。这难道是学者们的疏忽？抑或是不值一提呢？揆其原
因，恐怕是诸说纷杂，无以论断，只好无可奈何地一笔带过，以致留下了由
待后人揭晓的谜面：“大历十才子”究竟是哪10 人？
（正耀）
女诗人薛涛生卒究系何年？
对被称为“万里桥边女校书”的薛涛的诗，历来评价很高。在唐代女诗
人中，文学史一般只提到三个人，而三人中就有薛涛（另二人为上官婉儿、
鱼玄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其诗很可称道”。郑还专
门为薛涛写了一节。可是，由于封建社会轻视女子，关于薛涛，留下的可靠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