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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敦煌琵琶谱》（简称《敦煌谱》，日本学者林谦三和平出久雄1938
年命名）；
3。《敦煌唐人大曲谱》（向达1940 年命名）；
4。《工尺谱》（王重民1950 年命名）；
5。《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林谦三1955 年命名）；
6。《敦煌唐代大曲琵琶谱》（沈知白1958 年命名）；
7。《敦煌唐人乐谱》（杨荫浏1964 年命名）；
8。《敦煌曲谱》（叶栋1982 年命名）；
9。《敦煌唐人琵琶曲谱》（同上）；
10。《敦煌卷古谱》（见于日本《音乐艺术》1983 年3 月号的一篇报道）；
11。《五代敦煌曲谱》（席臻贯1983 年命名）；
12。《敦煌卷（伯字3808）》（李健正1985 年命名）；
13。《敦煌卷子谱》（朱舟1989 年命名）；
14。《敦煌古谱》（关也维1989 年命名）。
综上所述，14 种称谓中从朝代看有古代、唐代、五代3 种不同的概念；
从谱式看有工尺谱、琵琶谱、大曲谱、大曲琵琶谱四种不同的概念。尽管《敦
煌曲谱》这一称谓已为大部分人所接受并熟悉，但是，这一曲谱原来是什么
称谓，现在命名什么才更准确和科学，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谜。
二、《敦煌曲谱》抄写于何年？
《敦煌曲谱》没有署明抄写年代，但在其背面抄有《长兴四年中兴殿应
圣节讲经文》。长兴四年即公元933 年，故中外学者均以经文的抄写年代为
据加以判断，但却又有不同的说法。
1954 年，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认为此谱抄写于933 年。林谦三在1955
年认为此谱抄写于933 年之前；1957 年改口为“大约是五代长兴四年（933
年）光景”；而在1969 年又恢复原说。
1984 年，何昌林根据经文后用另一种笔迹抄写的19 首七言四句唱词和
（P。3718）《敦煌名人名僧逸真赞》诗，考出《敦煌曲谱》当是入贡洛阳的
敦煌僧侣梁幸德的三位助手于934 年闰正月在洛阳所抄。1987 年，饶宗颐撰
文认为何昌林的考证不符合史实。同年，何又撰文与饶商榷，坚持己说，并
补充道：《敦煌曲谱》的抄写时间下限是934 年闰正月，上限时间是934 年
1 月7 日。
1990 年，饶宗颐对《敦煌曲谱》写卷原本作了仔细考查，发现“这一长
卷是用大小不等11 张纸贴成的。讲经文时时写在两纸接口上的地方，可以证
明各纸的贴连成卷在前，抄写经文在后”。“该原卷是先有乐谱，而乐谱原
又是出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所书写，再由该各谱粘连成长卷。长兴四年，
才在该卷之上抄写讲经文，由此可以肯定乐谱的书写年代，该是长兴四年以
前的文书，虽无法知其先后确实时期，但长兴四年即乐谱的下限却可以论
定。”
综上所述，《敦煌曲谱》的抄写年代应是在933 年前，但是究竟前到哪
一年，却还是个谜。
三、《敦煌曲谱》是什么曲谱？
《敦煌曲谱》是一种器乐谱，这无异议。而在是什么乐器谱的问题上，
曾有琵琶谱和筚篥（管色）谱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已为大部分学者所认同，
至今已发表的多种译谱均是按琵琶解释的：后者至今还未见译谱问世。
关于《敦煌曲谱》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曲谱，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0 年，向达在法国将《敦煌曲谱》拍摄成照片带回中国，并称其为《敦
煌唐人大曲谱》，虽然未见其撰文论述，但对后人影响不小。
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论述《伊州》时认为：《敦煌曲谱》中的《伊
州》有三段，即第16 曲《又慢曲子伊州》、第17 曲《又急曲子》和第24
曲《伊州》，“疑此谱三段，应相连续，乃大曲之谱；原有之段数、或尚不
止此耳”。
叶栋认为：《敦煌曲谱》“是由一系列不同分曲组成的唐大曲，故这一
卷子也可称为《敦煌唐人大曲·琵琶谱》”。并且，叶栋首次详细分析和比
较了《敦煌曲谱》和唐大曲在板式、速度、均拍、曲式结构等方面的共同规
律，以证实他的论点，后在1986 年1 月出版的《敦煌琵琶曲谱》一书中又补
充道：“这套曲谱可能为唐歌舞大曲后来发展中由小曲联缀而成的又一种类
型。作为琵琶谱来看，也可说是歌舞大曲乐队中的琵琶分谱，声乐伴奏谱，
但也是骨干谱。”
陈应时则认为：叶栋的观点是“一种主观设想。因为很难想象，一首琵
琶大曲在演奏中间要停两次来调弦，同一首大曲中又有同名不同调、旋律又
不相同的‘分曲’。”
针对陈应时的质疑，金建民撰文认为：（1）一首琵琶大曲在演奏中间完
全可以停顿两次（或通过其他途径）来调弦，西安鼓乐和敦煌壁画中的一些
乐舞图就有这种方法；（2）唐大曲中不仅有分曲，而且有不同宫调的分曲组
合成一曲的，如《剑器浑脱》；（3）《敦煌曲谱》25 首分曲中，同名分曲
有6 种15 首，这些同名分曲大多是同名同曲，后一曲（或几曲）是前一曲的
变奏或变体。只有2 种4 首属“同名不同调，旋律又不相同的分曲”。而且，
这些同名分曲都是有意识、有规律地被安排在这套大曲中的。
席臻贯则断言：“《敦煌曲谱》肯定不是一部大曲”，其证有三：一、
一部大曲都只有一个题名和若干个曲体名称，而《敦煌曲谱》却有二十几个
标题；二、《敦煌曲谱》中多首《急曲子》、《慢曲子》中的“子”本隐喻
着“小”，与大曲之“大”相对；三、宋时已无完整的盛唐大曲，只有“摘
遍”，可想五代、晚唐也大多如此。他认为张世彬在《中国音乐史论述稿》
中所说的《敦煌曲谱》“最可能是歌曲伴奏谱”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他
的结论是：“从《敦煌曲谱》二十五首看，不可能属于互不关联的小唱伴奏
累集谱，因其虽调名不同却又有内涵联系。故必是一种完整乐舞形式的伴奏
谱。”
何昌林也断言：《敦煌曲谱》“决不可能是一部唐代大曲，而是三套曲
牌系统，其性质相当于福建南音的三套滚门”。
赵晓生从唐大曲结构与《敦煌曲谱》的比较，词牌调名与词曲之关系和
《敦煌曲谱》的音乐逻辑等方面进行论述后认为：“《敦煌曲谱》不是唐大
曲结构，亦不能称之为套曲或词曲音乐联套。它不成套，而是敦煌地区唐五
代民间曲子音乐之杂曲子集”，“是现今存世最早的词调乐谱。”
唐朴林认为：《敦煌曲谱》是宫廷音乐和宴乐中的多种器乐合奏中的“琵
琶分谱。”
关也维则认为：《敦煌曲谱》所反映的音乐，并非一般唐代大曲，而是
一种应用于晚唐至五代期间的地区性乐舞套曲，可称之为‘沙州之曲’”。
饶宗颐认为：《敦煌曲谱》“由三个不同的人所书写，有两处的曲子，
前半部被剪去贴连于他纸，这两个不完全的曲子属于何曲调都无从知道，应
在阙疑之列，故无法把这25 曲视作一整体，而把它全面看成一组大曲。叶栋
把它作为一套大曲，这是说不过去的。”
综上所述，关于《敦煌曲谱》是什么形式的曲谱，有以下8 种观点：1。
唐大曲曲谱；2。歌曲伴奏谱；3。乐舞伴奏谱；4。三套曲牌系统；5。唐五代民
间曲子音乐之杂曲子集；6。词调乐谱；7。器乐合奏中的琵琶分谱；8。晚唐五
代时的乐舞套曲——沙州大曲。那么，《敦煌曲谱》究竟是什么形式的曲谱
呢？这又是一个谜。
（金建民）
唐代新音乐是不是以西域音乐为主体？
唐代，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地位。
西汉王朝曾设置乐府，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汉乐府曲大致分为两
类，即“鼓吹曲”（武乐）与“相和歌”（普通音乐）。魏、晋时代，在继
承了相和歌的基础上发展了新音乐，即“清商三调”。南北朝时代的南朝，
又在相和歌与清商三调的基础上形成了“吴歌”和“西曲”。北魏将吴歌、
西曲、清商三调以及相和歌等统称为“清商乐”。到隋唐时代，清商乐便成
为汉代以来中原和南方各地传统音乐的总名称。唐代继承了“清商乐”，在
中原并在西部和其他民族地区搜集民间音乐，同时也吸收了中亚和印度等地
的音乐因素，经过广大人民的选择和音乐家的实践，中原音乐和西域等地的
音乐结合起来，因此产生了唐代的新音乐。唐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史上继“清
商乐”而起的又一个高峰，形成了当时音乐新的风格。关于这一点，音乐史
家们现在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