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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子，“聃”“儋”音同通用，就是论据之一。如果这样，那末，前后跨
越200 年左右，谁会相信老子有这么大岁数？虽然司马迁说：“盖老子百有
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可是，只要看到书中的“或言”，就可明白太
史公不过是录而存疑而已。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甲乙两种帛书《老子》，
根据和今本文字、内容不同之处，证明《老子》成于战国，而太史儋正是战
国时人说，他是《老子》的作者，多了一个力证。历史上早就有过一种调和
的说法，说春秋时代确有老子其人，他的学说思想传到战国时，为太史儋采
纳写成《老子》。把老子和太史儋说成是两个人。是耶，非耶？也无从论断。
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是从宋刻本流传下来的。帛书《老子》比宋刻
本要早1500 年左右，它的篇次、章节次序和文字同宋刻本已有很多出入。
由此推想，先秦时的《老子》，经过长期流传、辗转抄写而成的汉代帛
书《老子》，其中文字的讹脱衍误，以及改动，都在所难免，只要看帛书《老
子》已有甲乙两种文字有异的传本，就可了解帛书《老子》的文字肯定会有
很多不同于先秦的《老子》，而先秦的《老子》已无从得见。这样，后人如
果凭《老子》的后世传本，去推断它的成书年代，是不是有点像刻舟求剑？
何况再据此去论断作者其人。
老子的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哲学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不把它研究清
楚，就很难弄清我国哲学史的演变与发展。然而2000 年来，老子问题是一大
悬案。本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学术界曾有过激烈论争，建国以后的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也开展过讨论，但是，仍然没有破掉这个疑案。因此，
老子究竟姓甚名谁，他的生平事迹又究竟怎样，以及《老子》成书的年代等
等，到今天依旧是我国文化史上没有解齐的一个谜。
（魏行）
《诗经》应分“三体”还是“四体”？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千百年来，人们对它所作的诠释不计
其数，浩如烟海，问世的专著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对其究竟应该分
为“风”、“雅”、“颂”三体，还是“南”、“风”、“雅”、“颂”四
体的问题，却依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分《诗经》为“风”、“雅”、“颂”三体，最初根据《诗》有“六义”
之说而来。所谓《诗》之“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这是
《毛诗序》根据《周礼·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
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而提出的。后代儒生对此多有诠释阐发。如唐代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指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
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宋人朱熹亦在其《朱子语类》一书中说，风、
雅、颂是“三经”，赋，比、兴是“三纬”，等等。尽管他们的说法有所不
同，但实质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种类，赋、比、兴是《诗经》
的表现形式。这个观点在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以及清代人陈
奂《毛诗传疏》等专著的一再肯定张扬下，影响日大，至今仍为大多数人所
认可。当代著名学者，如余冠英、高亨、朱东润等，亦多从而不疑。持此观
点者不管有否明论，有两点是比较一致的：第一，实际上都把《周南》和《召
南》当作地名来理解。如朱熹《诗集传》云：“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
国也。”又云：“召，地名，召公姡е梢匾病！钡诙浴胺缡敝小吨�
南》和《召南》为何与众不同地未着“风”字的问题均未能阐述清楚。如朱
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认为：“不知二南本为地点，二南之乐则又以地名而
名之也。”然而，如果说《周南》和《召南》是地名，并为该地之乐名，那
么同属“风诗”的其他13 国（或曰11 国）之乐，为何不同样以其地名而名
之，却一定都要在国名后缀之以“风”呢？可见二南与十三国风似有所别。
正是因为《诗经》分“三体”之说有难以自圆之处，所以就不免有《诗
经》分“四体”之说脱颖而出。宋人王质在其《诗总闻》里首先指出：
“《南》，乐歌名也。”并因此把《诗经》分成“南”、“风”、“雅”、
“颂”四个种类。与其同时代的程大昌亦力倡此说，他在《诗论一》里说：
“盖《南》、《雅》、《颂》，乐名也，。。《南》有周召，《颂》有周、
鲁、商。。”生活在明清两代交替之时的大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
说得更是明白：“《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此后，
治《诗》者多有从而不疑并进而论证者。如梁启超在《释四诗名义》，陆侃
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说，这种观点倡
导亦久，且似非言之乏据。概括一下，持此观点者，也有两个方面比较相同：
第一，都把《周南》、《召南》和《邶风》、《邶风》、《周颂》、《鲁颂》
作一样的理解，即前一字为“系其国土”，后一字为“诗之体也”。如程大
昌《诗论一》云：“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
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
也。”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更肯定地说：“若拿《周南》、《召
南》的标题来与《邶风》《邶风》、《大雅》、《小雅》、《周颂》、《鲁
颂》对看，岂不显然下一字为诗体，上一字为区别字？”第二，几乎都主要
运用《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不僭”，《左传·襄公十八年》“骤歌
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左传·成公九年》“使
与之琴，操南音”，《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这几条材料来证实“南”
是一种乐歌名。但是，这些论证首先因缺乏能证实“以雅以南”及“胥鼓南”
两句中“南”就是“南风”或“南音”的根据而显得未能充分。其次，即便
运用这几条材料证实“南”是上古的一种乐体可备一说，然而问题也就同时
出现了：《南》作为一种乐体，它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含有特指的地理概
念，并因此足以使它不需要任何“区别字”就能与当时其他乐体绝然区别开
来。由此可知，今人袁梅《诗经译注·序》关于这种观点“只是大体上指出
了南是《诗》中独立的一种乐歌，但是尚不确知其所以然”的说法是比较中
肯的；《诗经》分“三体”或“四体”的孰是孰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释
辨正。
（倪祥保）
文渊篇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工具。它还是人
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极重要的标志，一个国家的文明史，
往往是以其有文字开始来计算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大体有三种：苏马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
埃及的图画文字；中国的汉字。它们均由图画演进成为文字。那么中国文字
究竟源始于何时呢？
中国人对自己文字的起源，大概在战国时期就注意到了。《易·系辞》
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樵在《六书略》的《赴一
成文图》一文中，认为结绳是汉文字的起源。按其说即一切文字由“—”起，
变而成丨、丿、è、、、Λ、冂、匚、□、○等，由此繁衍成一切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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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记事的方法，差不多一切原始民族都曾用过。它即便是记事，也毕竟不
能算是文字。这正如图腾和族徽都不能算作文字一样。
也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字源始于八卦。郑樵在《六书略·论便从》中云：
“文字便从（通“纵”）不便横，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故
三必从而后成水，三必从而后成火，三必从而后成巛。”此外，尚有“河图，
洛书演进为文字说”。
中国古代最通行之说是仓（又写成苍）颉造字，这至少到战国末年已经
在广大学者中流传。《吕氏春秋·君守篇》中言：“仓颉作书”；《韩非子·五
蠹篇》亦言：“古者仓颌之作书，自环者谓之‘厶’（即‘私’字），背‘厶’
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