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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英国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也持这
种观点：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辽
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报道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
发表。有的文章还断定“创始于西汉初期的邸报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关于汉有邸报的说法，主要根据是从汉代史书中多次发现有关“邸”的
记载而来。邸报虽然与邸联系密切，但毕竟不是一回事。至今尚未找出直接
的记载与证据，证明汉有邸报。这种说法尚待进一步考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邸报产生于唐代。《全唐诗话》生动地记叙了这样一
件事：有个叫韩侂的人闲居在家，一天半夜，他的一个朋友兴冲冲前来敲门
报喜，告诉他已被委任为部郎中。韩侂听后陡然一惊，说道：“你弄错了，
没有这回事。”他的朋友坚持说，没有错，邸报上已经报道了。这段记载讲
的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的事，与韩侂经历相吻合，这也是目前能找
到的最早出现邸报名称的一段记载。有的报刊史研究者据此认为邸报产生于
唐德宗年代（780—784 年）。有的学者对此提出疑义，一则认为“邸报”一
词仅见于《全唐诗话》这条记载，是为孤证。二则《全唐诗话》为宋人尤袤
所撰，“邸报”一词在宋代方广为流行，宋人写唐代的轶事，可能沿用了宋
人的语汇，不足为据。
还有关于“开元杂报”的记载，这是证明唐朝有报纸的一个比较直接的
证据，这就是唐代散文家孙樵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写的《读开元杂
报》一文。（见孙焦《经纬集》卷三）文中说，他曾在襄汉一带收集到几十
幅抄件，上边记载的都是按日罗列的朝廷动态新闻，没有标题和结语，共有
数百条，以为都是朝廷近事。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是开元（713—741 年）年
间的政事。孙樵找来根据《时政记》和《起居注》编写的《开元录》逐条对
照，果然完全相符。于是，他就把这几十幅抄件命名为“开元杂报”。因此，
不少研究者断定，唐玄宗时代即有邸报存在。我国史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认为所谓“开元杂报”不过是《开元录》的传抄本而已，顶多是报纸的雏型，
还不是传播新闻的报纸。
要确凿证明唐朝有报纸，最好的办法是拿到唐朝报纸的物证。
1982 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方汉奇，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
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孙文芳的协助下，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找到了发
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 年）的一份《进奏院状》。为唐朝的邸报提供了
罕见的物证。这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
距今已有1100 年了。
这份《进奏院状》是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一件珍贵文物。
斯坦因是英国人，原籍匈牙利。他从1900 年到1916 年间曾三次深入我国新
疆、甘肃一带进行勘察地理和盗窃文物的活动。这份晚唐邸报就是斯坦因从
敦煌千佛洞盗走的7000 件敦煌卷子中的一件。
原件为一张长97 厘米，宽28。5 厘米的白色宣纸。正面是行文的具体内
容，从右至左上下书写，共60 行，原件后一部分已散失。背面是一位词曲爱
好者誊录的民间文学作品《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从报道的内容看，这
是887 年，由当时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一个进奏官从僖宗所在地凤翔发
往沙州（现敦煌）的一份邸报。
归义军的节度使原为张义潮，他于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凭借地方武
装，收复了被吐番占领的土地，因此被升为节度使。张义潮于懿宗咸通八年
（867 年）到长安做官，一直到5 年后死去，其职实际上由他的族子张淮深
担任。按唐惯例，节度使应由朝廷授予旌节，表示正式委任。可是，张淮深
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政治待遇，为此，他于僖宗光启三年派出60 余人的专使团
赴朝廷要求赐旌节。当时，唐僖宗正在亡命途中。这份《进奏院状》对专使
团紧随皇帝在兴元、凤翔两地的活动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其中讲到专使团
抵达兴元后，即由使团发言人向随驾官员直陈应赐旌节的理由；使团随皇帝
到达凤翔后，以连续7 次打书面报告屡陈求赐旌节，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份《进奏院状》后一部分已失去，史书上也没有这次求旌节活动的记载，
究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这份敦煌邸报实物的发现，可以证明，我国报纸最晚在晚唐就已经出现
了，这是相当谨慎的说法，可能有许多报刊史家不同意。那么，我国报纸最
早产生于何时，还有待中外学者进一步发掘文献资料，进行考证。
（王凤超）
《永乐大典》正本到底哪儿去了？
中国历代新朝都有一个传统：皆重视对书籍的收藏、整理、校正、编目。
当然，这是为了维护文化正统的垄断地位。新起的皇朝、帝王努力收集各种
典籍，加以编纂，即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以此来号召天下儒士。如明成
祖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就是为了给自己树立偃武修文、一统天子的形象。
正如他在《〈永乐大典〉御制序》中所言，“大一统之时，必有大一统之著
作”。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主持编辑《永乐大典》，
参加编写、撰稿、圈点的文人多达3000 多人，前后用了5 年时间。《永乐大
典》在编纂时，文人根据明成祖“毋厌浩繁”的指示，“旁搜博采”。一方
面，以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及明初五百年来累积
的“中秘藏书”为基本；另一方面，又派遣一些官员如苏叔敬等分赴各地，
“购募天下书籍”。所以《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类著
作七八千种，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以及医学、
工技、农艺等，“无不类而列之”，内容极为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永乐
大典》在辑录各类材料时，完全据原书整部、整篇、整段地收入，一字不改，
即所谓“直取原文，未尝擅改片语”，因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永
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成11095
册，3 亿7 千万字。它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然而，这么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
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其正本却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后人的有关记载又众
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重大的迷案，至今未有定论。
总结起来，后人对《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看法，主要有四种不同的看法和
观点：
其一，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理由有三条，（1）从明世宗厚爱《永乐
大典》来看，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明孝宗、明世宗
两人。明孝宗曾命录《大典》药物禁方赐御医房诸臣。和孝宗比，世宗则更
爱《大典》。据《明世宗实录》载：他“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按韵
索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中失火，世宗一夜下三、四道命令抢救《大
典》，之后又决定“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由于明世宗对《永
乐大典》“珠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为其殉葬于永陵。（2）在明代，
以生者平时喜爱的书籍殉葬的例子很多，如60 年代山东发掘朱元璋子鲁王朱
檀墓，发现殉葬的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70 年代上海郊
区发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的《白兔记》等。明世宗在位时间很长，又极爱《大
典》，故遗命以《大典》正本殉葬是极有可能的。（3）从永陵的建筑特点来
看，甚为宏伟，超过明代诸陵；又据《旧都文物略》说：“永陵规制壮丽精
致，长陵不及也。”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
其二，藏于皇史宬夹墙说。此说以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仲荦先生为代表。王先生对《永乐大典》素有研究，他始终认为“正本没
有亡毁，我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皇史宬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
年），为皇家档案库，专门存放《实录》、《圣训》和《玉牒》等。而皇史
宬的建筑，包括门、窗、大梁全用砖石修葺，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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