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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国的“弱秦”计划，
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
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
而使秦更趋富强。（见《史记·河渠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
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
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妒忌。如果李斯是妒忌，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
荐举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子之言”。妒忌之说是司
马迁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当时社会道德观影响下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并不然。
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秦国去
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妒忌之心两人皆有，两人勾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
韩败罢了。
（闳歆）
司马迁卒年及其死因真相如何？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
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
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 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
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
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 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
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
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
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
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
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
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
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
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
四年）郭沫苦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
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
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
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
是自然之死。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一日下
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
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
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
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
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
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
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
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夺风马牛
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
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
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
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
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
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
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
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
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
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
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
《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
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
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
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吕建昌）
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吗？
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末期），中原大地，战事连年，兵戈扰攘，天灾
频仍，瘟疫四起，民不聊生。据《后汉书》载：汉灵帝建宁四年到中平二年
（171—185 年）之间，就流行过五次大疫。穷苦的百姓，只要染上疾病，其
死亡者，三分有二，而死于伤寒者（中医指一切外感热病，包括各种流行病）
十居其七。真是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对于瘟疫，
当时的医生“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他们墨守成规，束手无策，而巫术迷
信却乘机盛行于世。
这时有一位青年人，感愤于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士大夫们一心追
逐荣华富贵，轻视医术的局面，“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
训，博采众方”，抛弃仕途，发愤钻研医学理论，写了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
的临症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从而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
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青年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名医张机（字仲景，
约150—219 年）。
《伤寒杂病论》首次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
诊治的临症理论。据明代李濂《医史》载：名医华佗拜读此书后，曾拍案叫
绝：“此真活人书也！”1700 年过去了，后代医家至今仍在运用辨证诊治的
原则来诊断和医治疾病。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人尊为“医中之圣”。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中轻视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和古代史家的疏忽，在
正史中，如《后汉书》、《三国志》等，竟找不到有关张仲景生平的只字片
语，更不用说为其立传了。这样就为后人研究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留下了一
些悬而未解的“千古之谜”。例如，张仲景的故里在何处？他是否出任过长
沙太守？如此等等，都是学术史上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关于张仲景故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
北省北部一带）。但是古代的南阳郡辖有36 个县，张氏故里究系南阳郡何县
呢？历来说法不一：一、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赵璞珊的《中国
古代医学》和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都持这一观点。二、南阳郡涅阳（今
河南省邓县）。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廖国玉的《张仲景故里
涅阳考》（《中医杂志》1982 年第2 期）都作如是观。廖国玉认为，根据《水
经注》、《明嘉靖南阳府志》、《清乾隆邓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
析，古代的涅阳又谓邓州，即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邓县，涅阳在成名之后，
一直属邓州所辖。1964 年当地群众在邓县穰东镇曾挖出一个铜壶，上刻“涅
阳”二字。因此，张氏故里应为邓县穰东镇。三、南阳郡蔡阳（即今湖北省
枣阳县）。范行准在《张仲景传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3 年第3 期）
一文中持这一观点。四、南阳郡棘阳（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尚启东的
《张仲景传略考》（载《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 年第6 期）和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