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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见周学熙等几人在总统开了口之后，没有站出身来反驳微微有些失望。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前两日国务会议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正是大总统之前提到的本位问题。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只是近20多年来，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世界银价持续跌落，我国损失不小。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而发生所谓镑亏，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虽被拒绝，但影响一直存在。方才听大总统的意思，似乎日后要废除银本位，莫非真要实行金本位？”
“徐国务莫非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回大总统，我的确有些自己的看法。今天便说出来，荣各位品鉴一下。我是主张银本位地，原因主要还是考虑白银在我国的地位问题。大总统之前分析地很透彻。近30年来，世界银价持续下跌。我国国内银价远高于世界各国，结果每年都要遭受大量的镑亏。但是鄙人以为，金本位制虽甚美善，但我国并不具备实行金本位的条件。第一政府缺乏黄金，我国非是产金大国，黄金多赖进口，弊端如同白银一样。第二，百姓手中所持之银、商贾各界所持之银、钱庄持银、洋人银行屯银，一旦政府实行金本位，必将导致国内银价剧跌，不但百姓受害，连商业实业也要受到牵连，洋人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就此引起动荡。这，可就不美了……”徐世昌说得并不是没有道理，总统也跟着点了点头。
关于本位问题，洞察历史的李汉对于金本位未来大势了若指掌。他其实并没有要确立金本位的意思。因为金本位虽然好，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正如徐世昌所说的，国内政府储金不足千万英镑，完全不够支撑一个国家确立金本位的。而且，数百年来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民间现在包括在华各大银行，所掌握之白银乃是一个天文数字，盲目实行金本位造成的国内银价暴跌，的确会引起一场动荡。而且随后不久的一战中，因为大量的黄金从英法等国流向了美国，导致欧洲列强建立的金本位制度出现了不稳，一战结束后列强迫于经济危机虽然没有明确废除金本位，实际上其已经名存实亡了。对中国而言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况且，在一战其间作为贵重金属的金银价都是暴增着飞涨，中国不产银但是国内却拥有大量的余银，而且多数都是流于民间，等同于无形中便从洋人那里讨来了一笔欠款。金银本位都不重要，学习英美两国建立信用货币或者半金本位半信用货币才是最重要的。
“老国务的意见的确在理，不错，金本位在我国国内暂时实行不开。但是作为世界各国的主流标准，我国日后要逐渐走向富强，还是要学习跟参考列强的成功经验的。回头希望财政部诸位多辛苦一些，回去认真探讨下这一方面。暂时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国仍将实行银本位，至于金本位，不妨徐徐图之！”
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金银本位问题上李汉没有深究的意思，没必要。
“财政部跟两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便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地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周自齐见梁士诒不愿起来，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道：“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前朝为搜刮百姓，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9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我中国银行跟梁总裁的交通银行都是前朝的货币发行银行，因此掌握一些数据。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少，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还有10亿文甚至20亿文以上的旧制制钱在流通。不仅一些偏僻省份在用，就连各口岸跟京城、天津、上海、广东甚至香港都在用。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袁世凯改制时曾经印制了袁大头银元的辅币，储备银元也有铜制辅币，这两种铜元辅币虽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但因为银质的较少，一时半会之间不可能普及到全国，因此大多数地区都还在用前朝的制钱跟光绪铜元。而且地方各造币厂在辛亥年革命之后纷纷设立，有能力的便印些劣质银元，没实力的多数还是大铸铜元，大多数的官定价格都远超它本身的价值，不但百姓不喜欢用，也扰乱了市场经济体系。
前朝跟地方各势力留下的烂摊子，总统也头痛了，皱眉问道：“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政府先下一道政令，言到将在未来固定三到五年后废除前朝制钱跟铜元，然后以储备银行券兑换的方式吸收民间流通的制钱。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储备银行券可换130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000文换一元。政府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上需要承担一部分的损失，但一来可强化‘储备银行券’的纸币影响力，二来也可换来民众的支持，诸位以为如何？”
胡瑞霖事先已经跟大总统通了气，他的心思已经摸得很清楚了。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五百六十章 法币跟央行
胡瑞霖的话刚落下，会场内顿时便安静了下来，尤其徐世昌等人眉头不自觉的便皱了起来，因为他们仔细一想，便发现了这位新总统心腹话里的圈套了。
段祺瑞在会议上第一次开口，询问道：“总统虽是好心，但恐怕财政上也吃不消。舍弃之前不说，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间‘大清’、‘交通’两大银行共印制铜元不下两亿，算上民间制钱，多且不说而且分散各地，恐怕三五年内无法回收完成。铜元一废必伤国本，此提案尚需谨慎考虑！”
“段总长考虑的是，不过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稳民跟富民为标准，我财政诸位阁员自然也不能够给大总统抹黑。昨日徐国务突然要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国币问题，因为准备不足我们在会议上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回去之后我自我做了一番检讨，重新召集财政部诸位阁员，研究了大半夜，就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准备。比如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几分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的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只在奉天、京城、天津、青岛、武昌、西安、重庆、南昌、杭州九处设立回收点，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的确，若是政府能够通过这么大规模的旧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