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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和轻松，有了新的活力去应付紧迫的公务。她的语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颖悟大大减轻了他的日常工作。（过去他常常要亲自去作英文打字工作，现在他可以依靠她，不只是英文打字，还可起草英文信件和声明。）
孙中山还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她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并且在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
1914年11月，庆龄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从日本警察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据同一消息来源，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1915年3月17日才回东京小住，孙去接她。这些侦探们报告说，她同他频繁会晤，直到6月21日——看来她在这一天又重返上海。一定是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讨论了结婚的计划。有人认为，这个意思双方早就有了，她父母第一次带她回上海就是因为他们觉察出了这个苗头。
廖梦醒（辛西娅·廖）曾经讲过一段她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讲给她听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孙的其他同事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据许多人的记述，1915年3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他们是在1884年经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他们都不到二十岁，事先没有见过面。）孙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①
①见梅士敏（陈树荣的笔名）着《孙逸仙和卢夫人》，载《澳门日报》（中文），1986年1月13、15、19日。卢慕贞在孙中山生时始终尊敬他，死后又为他服丧。她多年供养孙的姐姐孙妙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把她接到澳门来同住）。她还接济孙家的贫困族亲。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疏离，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卢有一个方面帮助了孙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孙室家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后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这个威胁确实存在，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即使在胜利之中，她在置身于他的政治世界中时，更多地是觉得不舒服而不是快乐。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时是作主）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据说，她曾表示为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她不惜作出个人的牺牲。孙坚决不同意让她这样做。
不管怎样，当朱卓文把卢嘉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和田瑞律师草拟了孙宋结婚誓约书并作证。）
在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尽职地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庆龄的父亲——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庆龄的电报。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离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两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两老勃然大怒。他们说，孙博士已经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她的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对作为一位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们是尊敬的，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女儿去过他那种危险而又困苦的生活。但庆龄不为所动。在折磨人的争执中，她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的门已被反锁。她刚才在父母面前强忍住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庆龄接回日本。朱是孙的同乡，曾在美国住过几年，有个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庆龄儿时的朋友。他们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同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但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而在于这一事实，即：尽管外表柔弱、内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庆龄一旦作出决定，她的意志就如钢铁。这是显示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
孙中山对他的新夫人和过去的夫人都关怀备至。对卢慕贞，他始终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有一间纪念他的陈列室，里面至今保存着他在同她离婚后的一年里给她写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国家庭的习惯称她“科母”（他们的儿子名孙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们婚后所用的旧名）。他提到给她的家用汇款（每月100至200银元）和他的身体状况，并问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别想念他，告诉她怎样分配他托她经手的给家乡穷困亲戚和村学的捐款。
（一）同孙中山的结合
1915年10月24日，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同宋庆龄和另一位中国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返回，她们是从上海来的。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的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同宋庆龄去位于朱囗的和田瑞律师家中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毫无疑问，他们结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填的日期是26日，这是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他们结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孙卢离婚之前，这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