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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说：
“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44—249页。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之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①
①《五大原则》，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7页。“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的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对印度的情谊＇
50年代初，宋庆龄对印度的感情再次开始表现出来。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化活动。1951年5月，她寄词祝贺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古代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81页。
十年前，她同尼赫鲁曾表示希望在两国获得自由后见面。这个愿望在1954年实现了。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宋庆龄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尼赫鲁时，她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领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中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据一位感觉敏锐的观察者说，尼赫鲁致词时的“那种声调是他在对欧洲来宾致欢迎词时从未出现过的”。①
①詹姆斯·贝特兰着《重访中国》（英文）。
致答词时，宋庆龄说，“我的印度朋友曾经两次邀请我来贵国，然而英国当局两次都拒绝发签证给我。现在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才使得你们的老朋友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妇女团体）的热情欢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她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35页。
在回到北京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①中，她说：在印度，同在她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她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访印时所受到的欢迎一样——那次苏领导人的访问她在报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赞扬。
①《人民日报》，1956年3月11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着她谈到印度人所询问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
“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人士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表示非常重大的兴趣和关怀。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产不增加，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增加的速率不能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奇書网那就很难解决粮食问题。”
在这里，尽管她说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高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是正确的，她也表述了当时中国官方所持的错误观点，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国主义学者所说的‘人口论’的影响的印度朋友们，一向怀疑是否有办法解决因人口迅速增加而发生的经济问题。现在听到我们平均每年农业生产的增加竟能超过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听说他们准备组织考察团来我国访问，想了解我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和发展的秘诀。”
在更为健全的立场上，她提到了新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长期问题，即政治独立之后必须继之以经济独立：
“在孟买住在省长的官邸。官邸三面临海，风景美丽……我国唐朝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国来经商都要经过这个海湾。唐宋两代，广州、泉州和阿拉伯海湾一带的国家的商业来往、非常繁盛。而现在印度的对外贸易都要靠帝国主义的船舶。他们和我们的贸易往来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发展，缺乏海上运输工具也是一个原因。帝国主义者在航业上的垄断实在是我们两国之间大规模经济交流的阻碍。”
她很高兴地知道在深水港维扎格巴塔——从加尔各答飞往马德拉斯时曾途经此地——印度的造船业将要开始发展。
以后，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并在西藏边境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中印关系史上、在宋庆龄对印度人民的情谊上，这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两国共同的历史经历以及在和平发展中的基本利益。在这里，关键是信守两国所首先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