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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注6。
孙中山大力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在1901—1905年期间，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更早一些时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
这个纲领比过去提过的任何一个纲领都更完整，是在同改良派的经常进行的激烈辩论中形成的。这就为同盟会及其革命行动奠定了基础。
同盟会的组织也比兴中会要严密得多。兴中会只是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分部的松散联盟，每个分部都可以自行其是（如夏威夷只管筹款，香港和日本组织起事）。在这个新成立的中央集权的同盟会中（奇*书*网*。*整*理*提*供），国内各省和国外各地华侨及留学生中的支部都要服从设在东京的总部并对之负责。孙中山经黄兴提名，当选为总理，决定一切。
在会员成份上也不一样。兴中会的会员主要是祖籍华南的华侨商人和工人，还有华南各地的一些市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常常同秘密会社有关系，这些会社在地下进行反清活动已经很久。在同盟会中，虽然老的兴中会会员仍都参加，但领导成员主要是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来自全国各地。
（五）列宁的评价：革命民主主义者
同盟会的政纲现在也有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欧洲进行研究工作之后逐渐在他心中形成的，它既是政治学说，也是社会一经济学说，因为民生主义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内容。这一条政纲是经过很多争论才通过的。有些会员希望它只停留在纸面上。另外一些会员认为它不过是重复亨利·乔治（及在他之前的穆勒①）的原则，即一切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权的增值（由地价提高所得的利润）应归国家所有，用于公共福利。还有一些会员则更为激进，认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或者认为两者（土地增值归公及耕者有其田）兼而有之（孙中山本人看来属于这部分人）。虽然暂时还不过是口头的主张，土地问题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在民族主义中，重点也有变化。过去所突出的是反满。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口号，因为占全国人口极大多数的汉族被“鞑虏”（当时对满族的贬称）征服和屈辱了两百多年。但现在的民族主义则倾向于反对任何种族或类型的君主制度，并与民权主义联系起来。“中国人”这个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大汉民族”。以后成立民国时，新国旗由红、黄、蓝、白、黑五条色带组成，分别代表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这是中国成为共和国后的第一面国旗，也就是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宿舍中兴高采烈地挂起来的那面国旗。它象征着一个统一的二多民族的国家。
还有，民生主义不仅预示了土地改革，还提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很钦慕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并要中国迎头赶上。但他也亲眼见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造成的苦痛和冲突。因此，他希望中国走另外一条道路，并在那样一个较早的时期就多次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为同盟会向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总部申请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为国际的机关报写过文章。他也会见过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如比利时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和法国的让·饶勒斯（后者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刺）。①
①埃米尔·王柏威尔得（1866一1938），比利时政治家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饶勒斯注见前。——译者
但孙中山的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后者认为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在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处理它的社会矛盾时必然会发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孙中山却只要进行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这一革命具备这样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他对此憎厌）、又能避免社会冲突（他希望他的国家不致发生）。尽管如此，有一个因素使他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更为接近，那就是他对于中国当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采取了一种战斗的革命的态度。正是这种战斗精神使他后来更密切地同被压迫阶级结合在一起，并同中国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盟友。
列宁了解了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之后立即抓到了这一革命的本质并加以赞扬。1912年7月，他在发表在布鲁塞尔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民》杂志上评论孙的一篇文章时写道：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列宁接着对比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在表示热烈的赞同之后，列宁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列宁当时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相反，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十月革命之后，不仅存在着各国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异的国内两种制度的冲突（在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且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两种制度的较量，即革命力量（不论何种类型）共同对抗它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①
①引文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另请参看列宁以下文章：《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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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中国的民意很快变得激进起来，还有在1905年发生的两个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战胜了沙俄。虽然这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大国，所以整个殖民地世界都为此感到振奋。当时孙中山曾乘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码头工人把他误认作日本人，向他欢呼。尽管日俄两国是为了争夺一部分中国领土打仗、而且战事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不少中国人仍对战事的结局拍手称快。这不仅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当时两国都对美国歧视‘东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议）而且因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击败了一个专制国家。他们在这里得出了一条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人数猛增，不光是因为到日本去学习现代知识比到遥远的西方去要节约得多，还因为他们想学习日本如何把现代知识在亚洲国家中运用。
另外一个使中国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革命的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孙中山的亲密合作者写的。从更早一些时候起，孙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国革命分子建立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情和合作关系。虽然这些俄国流亡者人数很少、处境困难，他们据说还曾给孙中山送过一些武器并传授了制造炸弹的技术。①
①请参阅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