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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一篇叙述载《中国网》（英文），1934年1月13日，没有著名，可能是伊罗生自己写的。
牛兰夫妇活了下来，在狱中又被关了五年。宋庆龄从未停止要求释放他们并曾多次亲往探望，还请外国友人去看他们。最容易获准去探视的是年轻的黎巴嫩一美国籍医生马海德。（他后来同斯诺去访问中国红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入了中国籍，成为国际著名的消灭麻疯病的专家。）
宋庆龄还设法使牛兰夫妇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协助把他秘密转移到苏联去。（他现仍生活在苏联，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亚特列维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时期他从事苏联外交工作，现在已退休。①）
①据纽约州立大学教授A．汤姆·格兰菲尔德的来信。
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才获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机大事轰炸，狱卒们逃离前把狱门打开。牛兰夫妇溜出监狱，辗转到达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里，又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们隐藏下来。最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书作者才知道他们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扬娜·莫斯切科。）
（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宋庆龄还在忙于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就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杨杏佛（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胡适和林语堂，他们后来都转入蒋介石阵营中去了。同盟中有两位活跃的外籍成员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他们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中也是积极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立后立即开展宣传运动和法律斗争。
在第一个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庆龄的地方。1933年3月，庆龄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当时24岁的廖承志是庆龄从小看他长大的，前一段时期在柏林和巴黎还时相过从。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及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专事出卖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发现了他。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也是在外国租界被捕的，然后转送给蒋介石的警察局。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即：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
宋庆龄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5—48页。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烈士，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的烈士的儿子实在太说不过去。因此，廖承志这位热血青年很快就获释，条件是由他母亲保证他以后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
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①
①廖承志《我的吊唁》，原载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周年）《人民日报》，收入《廖承志文集》时标题改为《我的回忆》，下卷，第650—652页。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①“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偶然，并且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所以双方都同意保守秘密。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流传很广，可能是用以说明两党的军人既有如此深的渊源，是能够、也应该并肩战斗的。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人们传播和相信这个故事反映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①1985年在上海访问牛医生遗孀的谈话记录，她在美国居住多年后那时刚回国。
陈赓康复后在伪装掩护下做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关押的时间较廖承志长一些，是宋庆龄再一次把他救出来的。她在毛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指斥蒋介石：
“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①
①据廖梦醒着《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东江之役中，陈赓时为黄埔军校学员，在蒋介石指挥下作战。一次总指挥部遭敌突袭，蒋惊惶失措、体力不支，陈赓把他背起，脱离险境。
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法同对待邓演达不同，他没有下令杀害陈赓。
陈赓后来从关押的地方脱逃，回到红军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在国防部副部长任上病逝。
正是与这些案件相关连，宋庆龄于1932年12月发表了她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①。她列举同盟任务如下：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1—42页。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任何人不论属何党派均可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要他们不是限于个别案件而是准备对现行反动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权利的行为发起挑战。她说：
“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