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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在关于这次聚会的报道中把宋庆龄的讲话完全略去，对蒋介石的出席则大事渲染，说他到场时“全体鼓掌”，又引用了蒋致词中那些好听的话——“孙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这篇电讯还说，蒋夫人“用中文及英文致词，孙夫人、孔夫人继之”，但她们说了些什么则只字不提。①
①中央通讯社重庆1940年4月7日电讯。
后来几天里，宋庆龄为《新华日报》题词“抗战到底”并和姐姐、妹妹一道去重庆一家医院慰问伤兵。对一些受伤的日本俘虏，她用日语祝他们“早日回到美丽的日本岛屿上去”，显示她把日本人民和统治者是区分开的。
蒋氏夫妇为新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举行宴会，庆龄欣然应邀出席，使她有机会强调她一贯重视的中苏友谊。
4月18日，宋氏三姐妹一道发表广播演说，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国转播。庆龄的演说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日本凭借它的优势武器，夸口说三个月内征服中国这个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但我们已经战斗了三十三个月，始终保持着中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太平洋和世界的未来历史必然会变样，因为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为你们和全人类而战斗。”
王安娜曾出席过几次正式的招待会，她观察到庆龄和她的妹妹在那种场合的表现迥然不同：
“蒋夫人总是被恭维和崇拜自己的随从所包围……还有几名作为‘顾问’的传教士……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很少有人敢于持与这位独裁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简直是冒读神灵。……
“……我常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她总是讨厌人多，对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经常有一种羞怯感。特别是被迫发言时，她觉得浑身很不舒服。在一次花园酒会上，因为围到她身边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她竟象一只羚羊似地一溜烟跑进屋去。”①
①同注13，第384—385页。
她还补充写道：
“对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以及蒋夫人不适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词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不仅由于她在政治上是惊人的老练，而且是因为长年以来她已学会了控制自己……”①
①同注13，第385页。
王安娜注意到，在平常人中间，庆龄的形象总是很高大的：
“表面上，她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宫廷’的态度，是非常恭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顺从的。尽管如此，她从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信赖。因为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对此十分了解。人民称她为‘中国的良心’。”①
①同注13，第385—386页。
她同姐姐、妹妹又一起去访问成都。在那里，她参观了更多的“工合”单位并发表了肯定“工合”的最强有力的讲话：
“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①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2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26页。
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在每星期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则从不遵照执行。特别是对民生主义的忽视，成了宋庆龄对国民党的主要批评目标之一。从这些情况考虑，她这里说的这段话显然不止是说给“工合”运动人员听的。
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记者包围了她，要她谈谈在大后方两个月的印象。她告诉他们，总的说来，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情绪高昂，坚信中国能坚持抗战下去，生产也有所增长。“我们能够胜利。”但在政治上，“虽然不可否认有若干进步，……但不能适应要求”。《抗战建国纲领》尚有待贯彻，吏治中的恶习未获根除。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遵行流于空言。“改善民生，缺乏具体步骤，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她相信“汪精卫集团关于国共分裂的宣传，纯属彼等之梦想”。在某些地方，确曾发生过妨碍抗战、亲痛仇快的磨擦，但“予信两党领袖际此国步艰难之时不会使两党互斗。吾人必须防止分裂，因日汪所求者正在此”。①
①香港《大公报》，1939年5月25日。
汪精卫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时，没有更多的国民党显要人物叛变过去充当“部长”。但在重庆，投降主义及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仍在继续。一群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①，其中有些是上面默许的。他们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是国民党和日本都要做的事，虽然每一方都想自己得到最后的好处。
①在整个抗战期间共有57名国民党将领投敌或“暂借”给日本人。
（五）预兆不祥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一次真正重大的挑衅行动——国民党袭击中共领导的新四军。①它把中国推到一次新内战的边缘，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定和克制才得以避免这场内战的爆发。
①新四军的核心是没有参加长征而留在南方继续从事游击战的红军部队。1937年底，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成立军部，但国民党政府多方限制其作战行动并扣发军需。
从1940年秋以来，蒋政府就一直在迫使中共领导的部队只可在黄河以北对日作战。如果这样做，那末在黄河以南，日本的占领区就会安然无事，这当然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而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则可不受土地改革及其他反封建思想的“传染”，这是国民党所需要的。中共以团结为重，最后同意把新四军撤到长江（而不是黄河）以北。在部队转移过程中，国民党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对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1万人进行突然袭击。新四军人员中有许多非武装的文职人员和医护人员，部队也仅有轻武器，因此几乎全部被消灭。副军长项英遇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铁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采取了后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相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必须毫不怀疑和毫不迟疑地服从蒋的命令，以这样的诚意来换取蒋对团结的同样尊重，但结果却是如此。
军长叶挺受伤被俘后被囚禁了4年，备受折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释。叶挺是一位有才能的、久经战斗考验的军人，他在许多历史重要关头的表现都为宋庆龄所深深怀念。1922年，他任广州总统府卫队军官，在军阀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在1925—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他是常胜的“铁军”的著名指挥官，为宋庆龄所熟知。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他在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起义中都担负过领导职务，宋庆龄和叶挺都是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1928—1929年在柏林时叶是庆龄在流亡中的同志之一。在1939年冬，叶挺曾秘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商谈“保盟”向新四军提供医疗援助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1938年新四军建立时推荐叶挺任军长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自己，因为叶挺很久已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所以蒋宁肯要他而不愿意让一个有党籍的共产党人去当军长。但对蒋警惕性更高的却是叶挺、而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副军长项英。
国民党政府在消灭了新四军之后反诬该军“叛变”，下令予以解散、撤销番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宣布这一撤销番号的命令是非法的、保存新四军并置于重新设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之下。它谴责国民党的行动是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及延安的前奏，然后它就会向日本投降，由日本占领北方、国民党统治南方。但中共中央没有因被激怒而对蒋在军事上进行回击，从而使内战再起，因为这样的局面只能有利于日本。相反地，它加紧了对日作战并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
中共这一态度为它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