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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霓虹灯一道放着光华。你还有别的办法做广告吗？你得现实点。
其实那收音机的喧嚣、汽车的噪音、广告牌和这人潮能使他平静下来，它们可以抹去他内心的焦虑。让另一个人蹬着，感受着那个“钦克”崩紧的肌肉以一种有节奏的颤动形式传送着，着实令他愉快。这是一种放松的机器。奇尔丹想。让人拉着代替自己的吃力，即便是一小会儿，也是高人一等的。
他醒了过来，觉着愧疚。要干的事太多，连中午打个吨都不成。他的穿着绝对适合进入日本时代大厦吗？他可能会在高速电梯里晕厥。但他随身带了晕车药丸，一种德国产的化合药。各种各样打招呼的方式……他都熟悉。对什么样的人礼貌，对什么样的人蛮横。对门口的仆役、开电梯的、接待员、向导、任何看门的蛮横。当然要对所有的日本人鞠躬，即使要他鞠几百次也成。对平诺克，鞠躬，却视而不见，仿佛他们并不存在。那么这适合于所有的情况吗？对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呢？在贸易商团里常可看见德国人，还有第三国的人。
德国或南边的船一直停泊在旧金山的港口里，有时候允许黑人短时间上岸，经常是不超过三人为一组。天一黑就不允许他们上岸，即依照太平洋法律，他们也得遵守宵禁令。但也有奴隶在船坞卸货，这些人的家都在岸上，就在码头下面吃水线以上的棚屋里。这种人不会在商团的办公室里出现，但如果要搬东西的话，譬如说，他自己得把箱子搬到塔格米先生的办公室去吗？当然不会。即使他要站着等一个小时，那也得找一个奴隶来，失约也无所谓。让一个奴隶看见他搬东西根本不可能。他得十分注意这一点，这类失误会让他付出很高的代价。在这些人中问他绝不可能再有类似的位置。
从某个角度讲，奇尔丹认为，我几乎乐意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把箱子搬进日本时代大厦。那是多大的气派啊。其实又不会违法，我不会为此进监狱。我会表现出我的真实情感，一个再也不会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的心情。但……
他想，我可以这么干，要是找不到那些该死的黑人奴隶的话，我可以忍受上面这些人的白眼，他们的嘲弄——毕竟他们每天都嘲弄我，羞辱我。但是要让他们从下往上看我，感受一下他们的受辱。就像这个在我头里蹬车的“钦克”。要是我没叫一辆人力车，要是他没看出我想步行去赴商务约会……
你必定会因为这种形势而责备德国人，有贪多吃不下的癖好。毕竟，他们仅仅是设法打赢这场战争，马上他们就要去征服太阳系，在国内他们已通过了法令……得啦，起码想法是好的，毕竟他们把犹太人、吉卜赛人和读《圣经》的学生摆平了。而斯拉夫人的价值却倒退到两千年前，退到亚洲他们的老巢去了。离开了整个欧洲，皆大欢喜。回去骑着牦牛用弓箭狩猎。那些光彩耀眼的杂志在慕尼黑印刷，在所有的图书馆和书报亭流通……你可以看到整页的彩色图画：金发碧眼白皮肤的雅利安人，他们在勤劳地耕作在乌克兰这个世界的巨大粮仓。那些家伙肯定幸福。他们的农场和农舍都很干净。你再也看不到醉醺醺、木讷的波兰人的画片，没精打采地坐在歪斜的门廊里，或在乡村集市上叫卖几个蔫萝卜。过去的一切，就像凹凸不平的泥巴路，一到雨季就成了一摊稀泥，把车给陷住了。
可非洲呢？他们只需用自己的热情去征服。你不得不佩服，尽管有许多有识之士提醒他们，是不是再等一等。譬如说，等到“农田工程”完成再说。纳粹在那儿显示了创造才能，他们真的出了艺术家。地中海的水给弄干了。通过使用原子能，变成了可耕作的良田一多有气魄！而那些看笑话的人，譬如蒙特戈梅里街上那些看笑话的商贾们该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呀！实际上，非洲已差不多成功了……但在此类工程中“差不多”是个开始听起来不祥的字眼。罗森堡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发表于1958年，很有影响；当时这个字眼是第一次出现。至于非洲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差不多达到了目的。然而不幸的是——
安置美国的土著居民花了 200年！德国人在非洲只用了50年差不多就办成了。所以批评也未必合乎情理。其实，奇尔丹最近与某商人吃午饭时，把这件事给嚷嚷开了。他们显然期待着奇迹，好像纳粹能够变魔法似的重塑这个世界。不，创造世界的是科学和技术，还有那从事艰苦劳动的非常才能。德国人从未停止这方面的努力。他们做一件活儿，就像那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大量的战争分散了世界对非洲困难的注意力。所以都得回到他对合伙开杂货铺的老板说的那番道理上来，那就是我们所缺乏的，而纳粹所具有的崇高。敬仰他们对工作的热爱或他们的工作效率……能激励你的梦想。太空飞行先到月亮，后到火星。如果不是人类最古老的向往，也是我们为了荣光最美好的愿望。现在，日本人占了另一方。我十分了解他们，毕竟一天到晚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是东方人——让我们正视的黄种人。我们白种人得向他们鞠躬，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但我们看看德国人，就明白在白种人做主的地方可以干什么。那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快到日本时代大厦了，先生。”那个“钦克”说，由于费力地爬坡他胸脯上下伏着。现在他慢了下来。
奇尔丹试图想象一下塔格米先生的客户。很显然这个人不甚重要。塔格米先生在电话里的腔调，他的不耐烦已传递了这个事实。奇尔丹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主顾或者客户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个与奇尔丹做了一大宗买卖，在居住在海湾地区的高层要人中为奇尔丹带来声誉的人。
4年前，奇尔丹做生意还不像现在这般得心应手，他在吉尔里开了一爿暗淡的二手小书店，他周围的店铺是旧家具店、五金店或者洗衣店。夜里在马路边都会发生暴力抢劫或强奸，尽管旧金山警察局甚至日本长官作了努力也无济于事。每当打烊歇业时，所有店铺的门窗全都拉上了铁栅栏，以防暴力袭击。有个上了年纪的日本退伍少校伊藤雄木，瘦高个，白头发，腰板挺直，步履矫健，来到了这个城市，这个街区。雄木少校使奇尔丹首次意识到，他的货架上有利可图。
“我是个收藏家。”雄木少校解释道。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在书店的旧杂志堆里东找西看。他语气温和地向奇尔丹解释道，许多富有的有文化的日本人对美国平民百姓的历史文物与比较正规的古董同样感兴趣，他当时对此却不甚了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少校本人也说不明白，他自己特别醉心于收集有关美国铜纽扣或者讨论纽扣的旧杂志，依次再就是钱币和邮票的收集。究竟有什么道理，说不清楚。富有的收藏家往往会出高价。
tr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少校说，“你知道《战争的恐怖》这套明信片吗？”他热切地望着奇尔丹。
奇尔丹在记忆里面搜索一番，终于想起来了。那是在他的孩提时代，这种明信片与口香糖一起卖，一分钱一张，有各种各样的，每张明信片描绘一种不同的恐怖。
“亲爱的朋友，”少校接着说，“收集一下《战争的恐怖》。他现在还缺一张班乃岛的沉没。他为那张难找的明信片出了大价钱。”
“翻明信片？”奇尔丹脱口而出。
“是呀。”
“我们翻过。每张明信片都有正反面。”他当时大概只有8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摞明信片。两个人面对面地站好，每个人抛一张，明信片在空中翻转。谁是正面也就是有画的那面朝上，他就赢了。”回忆起那些欢乐岁月，他童年的幸福时光，多么令人愉快呀。
雄木少校想了想说：“我听我的朋友说起过他的《战争的恐怖》明信片，但他从未提起这种玩法。我的意思是他并不知道这些卡片实际上派什么用场。”
终于，少校的朋友到铺子里来听奇尔丹富有历史感的第一手叙述了。那人也是帝国军队的退伍军官，他着了迷。
“瓶盖！”奇尔丹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
那日本人不解地眨巴着眼睛。
“我们经常收集牛奶瓶上的盖子。还是孩子时，圆圆的盖子上有奶牛场的名字，在美国肯定有数千家奶牛场。每一家都出一种不同的盖子。”
那军官的眼里露出喜好的神色：“你有以前的收藏吗，先生？”
当然，奇尔丹没有。但是……说不定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