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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荒的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知道我们是在水里洗澡后，就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的地方开荒去了。他们的淳朴和憨厚，至今让我感动。
水虽然冰冷刺骨，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洗了澡后，觉得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
我是湖南安化人，1950年8月就参军入伍了。当时，我是安化中学高一学生。
我一直生活在昭苏的波马。昭苏是个资源丰厚的地方，白雪青松，草原稼禾，景色秀丽，土地肥沃。古代，昭苏曾是“天马”、“西极马”的故乡，而今是闻名中外的伊犁马的中心产地。而昭苏的屯垦，则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屯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积谷供军饷，备使粮；二是屯卒固边防。屯田士卒平时务农放牧，遇警时则执干戈为战。当时所派屯卒，多是服刑的罪人。班超出使西域返回朝廷后曾对任尚说：“塞外士卒，皆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以后不少朝代均有散见于史书的昭苏屯田记载。而最盛时则是清朝。清朝伊犁驻兵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全是携眷戍边，除达呼尔屯外，其余皆以射猎游牧为业，并定期操练。各营驻户繁衍甚速，至嘉庆年间，据松筠的调查，全伊犁整个驻军人口已达十万人。昭苏的这些田地大多是在那时开垦的。
我最喜欢昭苏麦子泛黄的时节。那时，绿色的草原和金色的麦地辉映着大地，雪峰林立的天山山脉则白雪皑皑，从崇山峻岭中一泻而出的夏塔河划开坦荡如砥的草原，在烟波浩荡中汇入特克斯河。一列列的乌孙古墓星罗棋布，巨大的土冢犹如一座座山丘。清乾隆年间，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格登山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史称格登山之战。它为昭苏留下了铁马金戈，烽火狼烟的痕迹。格登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战役，钦定碑文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这些遗迹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
我现在住的还是兵团早年修建的那种制式平房，紧邻波马边防连驻守的蛇山前哨班，不远处就是宽不过丈的中哈界河苏木拜河，与哈萨克斯坦苏木拜农庄鸡犬相闻。而我的田地大多在界河边上，我在自己的田地间劳动时，可以听见哈萨克斯坦人的喁喁细语。现在边境和平了，我们不时可以隔河招招手，互致问候。而当年，这里却是个充满硝烟味的地方。我就是为了那一方国土，勇敢地挺进到了中苏武装对峙的最前沿，在对方黑洞洞的枪口下戍边垦荒的。我们把小麦和玉米，葵花和大豆一直种到了苏木拜河的河沿上，我们就以这种年复一年地播种和收获中国的玉米、小麦、葵花和大豆，向对方宣示着自己捍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当然，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那种恐惧中哺育着孩子，唱着歌，用这种热情宣示着我们的无所畏惧。
那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所以我每每去用火柴点火做饭时，都担心引燃的不是柴火，而是战火。那空气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团场的人和这里的战士无疑是最先被战火焚烧的。
在这里生活的确是需要勇气，而我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并早已坚定了埋骨边陲的决心。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五个儿女都大学毕业，在口内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已无数次表示要接我回口内生活，我都拒绝了。他们就说我太固执了、像一个死守自己阵地的士兵。
很多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当年来当兵的理由，而我对于为什么当兵，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参军光荣。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后，跟家里讲了，家里很支持，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考，就考上了。
踏上征程时，也有些雄赴赴、气昂昂的味道，但因绝大多数是女兵，与往朝鲜去的人比较起来，气势就弱了许多。但总归是豪情满怀的，像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展翅飞翔的鸟儿。
刚刚解放，国家还满目疮痍，混乱还没有停止，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复，人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怀迷惘，一些人甚至充满了恐惧。
从长沙北上，到郑州后西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经过长期战争而破败的城市、贫穷的乡村、荒芜的田野、乞讨的流民、伤残的士兵，整个民族的贫穷与荒凉，让人心痛心寒。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后，那种贫困更使人触目惊心，军车所过之处，在升腾、弥漫的灰尘之中，总有饥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流民跌跌撞撞地围上来，伸出枯槁的双手，张着饥渴至极的、黑洞洞的大嘴，发出屏了力气呼喊出的乞讨的声音。我们在西安发的号称“陕西大饼”的大饼的确名副其实，跟我们带的脸盆一样大，厚达三指，就垫在屁股下面。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我们，要咽下它们就跟咽下石块一样难。所以，我们除了饿得不行，很少吃它。我们把大多数饼子都施舍给了饥民。
沿路的景象使每个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振兴自己这个因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屈辱而变得衰竭的民族。而我一过西安，就想逃回去。六盘山上翻车牺牲了三个人，更使我不想往前走了。
虽是八月，但过六盘山时，却下起了雪，六盘山险峻万端，狭窄的简易公路刚好容汽车通过，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法会车，见对面有汽车来，这车就只好早早地停下来，等对面的车通过后，才能前行。加之下雪，路变得又烂又滑，泥泞难行，老式汽车“突突突”地响着，像一只只笨拙的甲虫，缓慢地移动着。但即使这样，还使人觉得那车随时随地会掉到山涧里去。每辆车上坐四十多人，所以每个人的怀里要抱一个人才能坐下，挤得腿都不能伸展一下。好多人都还是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翻这样的大山，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有些女兵害怕得闭上了眼睛。走到最险要的地方，不知是谁开的头，女兵们都不坐车，说那路太吓人了，要求步行，要自己走路翻越六盘山，等车到了山下再坐，带队的干部劝了好久，才把大家重新劝上了车。
大家闹闹腾腾的，天终于黑了，天黑过后，看不见那些险要的地方，反而不害怕了，车上终于安静下来。走到晚上十二点钟，险要的山路就要走完了，正要松一口气，车队忽然骚动起来，前面传话说车翻了，有两名女兵牺牲了。车队停了下来，但因为隔得太远，具体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是姚琼华后来给我讲的。她跟我是一批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她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她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又因她是独生女，家里人舍不得她走。她和好多女兵一样，这次是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家人的。
姚琼华分在第一组。那辆翻下去的车就在她前面。她是眼看着那辆车翻下去的。她记得自己当时惊叫了一声。幸好那坡度不陡，当场只牺牲了两个人，伤了十四人。牺牲的一个姓蒋，一个姓朱，其中一个在西安时，本来让她留在西安一个部队里的，但她坚持要上新疆，没想走到六盘山，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前面路途迢迢，传说得都很可怕，我们心中不由得充满了畏惧。
心惊胆战地下了六盘山后，队伍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停顿下来，为牺牲的女兵开追悼会。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看着两个正在花季里的生命被床单裹着，埋在异乡，我们内心的确非常难过。阳光十分灿烂，但悲伤的气氛还是没法掩盖住。大家一想起同来的姐妹壮志未酬，年纪轻轻，就死在了西去的路上，忍不住哭泣起来。六盘山下，哭声一片。我至今还记得安葬她们时我们哭着喊的口号：“朱、蒋精神不死，万岁！万岁！”
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叫徐永凤，将她拉到兰州，没有抢救过来。她男朋友在湖南大学读书，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因为她走后家人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曾四处打听和寻找她，她男朋友甚至到新疆来找过她。到新疆后，才知道她已不在人世。后来，他要去兰州看她的墓，但不知是否找到。
过了好几天，大家的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只有我的心情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