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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吡恕�
随着山势越来越高，高山反应也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到某种气势非凡的东西正向我逼来，它压迫着我，使我呼吸维艰。
我仰望着那巨大的岩石、那陡峭的悬崖、那直上云天的冰峰雪岭、那游丝一样蜿蜒缠绕的羊肠小道。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对它心里没有底。它传递给我的信息似乎是：在这条路上一定要静默，要少说话，连眼睛也不要乱看。我感到我是一个第一次贸然闯入某个殿堂中的顽童，既感到神圣威严，又感到陌生好奇。
我小心翼翼的，终于来到云雾与冰雪交融的克里雅山口。
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领悟了何谓高度。
——那是一种晕眩，一种被击中脑门的带着双重痛苦的晕眩。
脚下是壁立的危崖，岩石突兀，峭壁千仞，鹰翔于脚下，云浮于身旁，伸手可摸蓝天。高处的风带着凛冽的寒意呼啸着刮过，雪如此圣洁，以至让人觉得它的光芒就是神的光芒。阳光没有一点暖意，但把对面的山岩照耀得格外清晰，几乎可以看见岩石的纹路。更远的苍茫峰岭则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看不分明，好像有意要把它掩盖起来。
到了山口下，融雪汇成的流水突然从山崖上飞泻而下，马受惊了，猛地直立起来，嘶鸣一声，把我从马背上摔了下去。我眼前冒了一阵子金星，感到手不对劲，一看，胳膊已断了。除了气势逼人的莽莽昆仑，除了苍茫的巨大山体，除了在高处闪耀的雪岭冰峰，我看不见一个人。我想这次完了，我不能让马跑了，不能让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不顾一切地从水流中冲过去，抓住了马缰。马是抓住了，可衣服全湿了，在那昆仑山上，自然冷得要命。那马惊悸未定，加之我摔断了一只胳膊，怎么也爬不到马背上去。正没办法，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我赶紧朝那声音挥手。一会儿，独立骑兵师的一个哈萨克骑兵来到了我跟前。他能勉强听懂汉语，我就说我胳膊断了，上不了马。他下得马来，把我托上马，然后让我跟他走，他知道一营施工的地方。
马一走起来，我才感到胳膊痛得十分厉害，实在忍不住，也不管那么多，就哭了起来。
那条公路原是为新疆部队进军西藏阿里修筑的，准备从于阗直达阿里。但后因山高路险，只得放弃，选择了从叶城，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到达阿里的新路线，即后来的新藏公路。我去时，老新藏公路已修到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高原缺氧已十分厉害。我是第一次体验缺氧的滋味，呕吐加之头痛欲裂的感觉使人欲死欲活。
我除了送图书上去之外，还要了解连队的情况，我摔断的是右手，右手有绷带吊着，所以只能用左手记录。因为那是在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大家从事的也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工作，所以充满着一种类似于战斗的情谊，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所以，我宁愿待在这样的地方，也不愿回团部去。
刘慰慈：半个城的人赶来一睹女兵芳容
莎车，曾作为叶尔羌汗国的首都，繁华一时，但我到达那里时，它已十分衰落。只有挑着新月的清真寺保持了它的气派和尊严，只有阿曼尼莎罕王后和高明的音乐大师喀迪尔汗创造的、被称为东方音乐文化无价之宝的十二木卡姆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后，仍在传唱。
莎车背依昆仑，东临塔克拉玛干。肥沃的绿洲紧紧地环护着它，叶尔羌河忧郁地从它身旁流过。绿洲之外，就是莽莽昆仑和茫茫沙漠，所以，莎车的天空总浮着赭黄色的尘土。和当年其他的南疆城镇一样，莎车的街上，路上也积着尺多厚的尘土，一有人畜走动，地上的尘灰就会被扬得老高。
我的心情自从哈密开始就一直不好。我一直处在失去战友的悲伤之中。同时，我也担心一起入伍、才十四岁的妹妹刘稚葳。
牺牲的战友名叫刘湘兰，牺牲得一点也不壮烈。
我们那天到达哈密时，天已黑透了。为了不惊扰老乡，我们在城边找了些老乡废弃的房屋住了下来。我们住的是一栋两层的土坯房，已没有屋顶，残墙参差不齐，窗户也早已没有了。一些破布、旧家具和草料摔得到处都是，它们在干燥的空气中缓慢地腐烂着。尘土和腐烂味混合成又腥又霉的、十分刺鼻的气味。
我们在路上已整整颠簸了近两个月。早就想伸展一下身体，好好地睡一觉。所以大家也不管——大家早已习惯了，稍稍打扫了一下，倒头便睡。刘湘兰是挨着我睡的，临睡前我们还说了一些话。她说她喜欢骑马，自己到部队后最好能当一名骑兵。我说从没听说过有女骑兵。她说她可以争取。她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却很懂事，一路上很会照顾人。可惜，第二天早上起来，她却死了，那么年轻，真让人无法面对。她是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没注意楼梯没有栏杆，睡得迷迷糊糊的，从楼上摔下去的。次日早上，天刚刚亮，楼下就喧哗开了。我听到他们在喊刘湘兰的名字。我这才发现她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赶紧下楼，看见她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刘湘兰刚进了新疆的大门，还不知道新疆是什么模样，就那样摔死了。她与我是一起参军，又乘的是同一辆车，漫漫长路，两人互相关怀帮助、鼓励支持，早已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她的牺牲，使我十分伤心。
由于要急着赶路，我们连给她开个追悼会的时间也没有，只能把她留给后面的部队处理。我就这样永别了她，又匆匆前行了。
我父母膝下就三个女儿，我报名参军后，在火车站碰到已穿上了军装的妹妹刘稚葳。我感到很惊讶，就问，怎么你也在？爸妈不是不让你来吗？
我悄悄儿跑来的，他们不知道。刘稚葳显得十分兴奋。现在，他们管不着了，我已是部队的人啦。
你现在还没有告诉爸妈？
我让同学等火车开走以后，再告诉他们。刘稚葳顽皮地说。
哎呀，你才十四岁，走这么远，爸妈非担心死你不可。现在，他们三个女儿走了两个，只剩下一岁的小妹妹跟他们在一起了。
刘稚葳听了我的话，突然伤心地哭了，我劝了半天，才把她劝住。最后，问她哭什么，她说，我想念小妹妹，我舍不得离开小妹妹，她喜欢跟我耍，她找不到我咋办？
她的话使我哭笑不得。
我们虽然是一起参军的，但并没有分到一个大队。到喀什后，刘稚葳分到了二军军部，我分到了二军四师十一团。因为刘稚葳年纪小，所以到部队没多久，就被送到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上海海军医院，后来转业回到了湖南。
我和妹妹在喀什分别后，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又一次见面。从偶尔收到的妹妹的信中我知道妹妹的命运比我好一些，当人生走到如今，我也确认了。当然，在妹妹的印象中，我也不错。唯一让她遗憾的是，她的姐姐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再也不愿回到湖南去。
我从喀什出发时，只有我和另外十二名女兵在往前走了。一辆快要散架的“道奇”牌汽车已装满了物资，我们就坐在物资上面，任凭那车有几分凄凉地在戈壁和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沙漠中“哐当哐当”地颠簸。
沿途村民是第一次见到女兵，都好奇地站在“道奇”车扬起的尘土里看。有些小伙子还骑着马追着车跑，一直追出很远才停下来。大家的心情已被看似没有尽头的长路弄得十分焦躁，见到那情形，都振奋了精神，即使车上很难坐稳，也尽量把腰挺起来，并真诚地向友善的维吾尔乡亲挥手致意。
一出英吉沙，突然刮起了大风。灿烂的日头突然隐没了，蓝色的天空猛然间变得昏黄，远远地听到了大风的啸叫，然后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尖厉。紧接着，啸叫声变成了咆哮——像千百头被激怒的雄狮发出的咆哮，又像是一条大河从上千尺的高处倾泻激扬起来的涛声。尘沙轰轰隆隆地迎面扑来，好像一片沙漠兀地站立了起来。天地间一片昏暗。在路边看热闹的人听到啸叫声，就大声地叫嚷着，惊恐地四下里逃开了，转眼间就躲得没了踪影。然后，数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吱嘎”一声停住，那位在国民党军队中开了二十年汽车，起义后又为解放军开车的老汽车兵从车窗里挣扎出身子，朝着不知所措的我们大声喊叫道，赶快下车，到车子背风的那面避着，这是黑沙暴，能把人卷得没影儿的黑沙暴！
他刚喊完，我们就一下子跌进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无数的沙砾像箭一样扎着我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