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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争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人”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1951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火。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地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五二年秋天，营里来了一台马拉收割机，是苏联过来的。那东西虽然靠马拉，在当时已很先进。营长曾找我谈过话，让我和他结婚。我不。一遇到这种事，我就说你比我爸的年龄还大，我可不愿给自己找个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所以每次开会，都说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但营长仍对我有好感，就培养我当马拉收割机手。
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连里建了一溜土坯房，给遣犯们住——当时就是这样，稍好的条件都给了他们。连里以为我是男的，就把我安排在遣犯们住的过道里。劳动一天，本来十分劳累，但听到两边屋子里遣犯们脚镣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心里很害怕。但想着想着，也就呼呼地入睡了。
我睡得正香，教导员来检查工作。见过道里睡着一个人，就问，是谁睡在这里的？
从营里来的收割机手。
怎么能让她住在这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不是把羊送到狼窝旁吗？
哎呀，教导员，我们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赶快让她搬到连部去住。
当时的连部也就一间小房子，是连部人员办公兼睡觉的地方。里面挤了好多人，我再挤进去，里面显得更加拥挤和闷热。加之我是女的，大家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更是汗流浃背。我那天割了近七十亩麦子——创了马拉收割机割麦的最高记录，累得不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那时的脑子里，除了“干活”两个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饥饿了，劳动加立功等于见毛主席，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挑柴时，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们日开荒四亩，我开荒四亩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点。就这样，我在五二年评上了劳模，但由于不愿结婚，说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劳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说起饥饿，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晕眩和使劲儿咽唾沫的情形。一听说吃的东西，肠子就会咕噜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