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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我刚来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
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先冲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呼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艳，像一朵鲜艳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那一批湖南女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荡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空。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镘；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镘，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在心里暗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撒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半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