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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护士，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因为我没去学护士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护士，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哦，小鬼，难怪让你学护士不学，让你当文书不当，原来心里想着这一码子事。
团长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们这些女兵，每一个都是团里的明星，都关注着你们呢！你不学护士，不当文书，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小鬼，学拖拉机苦得很，累得很，你真的要去吗？
我就是为了开拖拉机才来当兵的，我请求团长一定让我去。
这拖拉机可金贵了，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要求思想好、身体好、素质好，家庭出身好，你思想还可以，素质也不错，身体有些差，是什么出身？
城市贫民。
出身也可以。行吧，我同意你去，吃不了苦可别抱怨我，去好好学习，争取做我们师的梁军、张迪源。
多谢团长，我一定好好学习！我非常高兴，走出团长的土坯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地头开饭歌》来——
西瓜壳篓当饭碗，
玉米苞叶当菜盘。
筷子本是芦苇秆，
光溜轻巧又直捻。
南瓜汤，洋芋片，
香甜松软“黄金砖”。
一碗菜，一块“砖”，
吃完不够有的添。
饭后有个小休闲，
又是打闹又撒欢。
众女抬起男子汉，
一夯打得脸朝天。
…………
你知道那“黄金砖”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面发糕。
拖拉机培训班设在炮台。炮台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而是不知哪个朝代的屯垦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有哨楼一样的设施，它作为屯垦失败的一个象征，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寂寥风雨的抽打。
我一到炮台，就去看拖拉机，那是1950年冬中央调来的四台“阿特兹”拖拉机和两台“乌特兹”轻式拖拉机。第二年春天，二十二兵团成立直属大队拖拉机队。陶峙岳将军非常重视这个拖拉机队，派自己的随身参谋洪涛任副组长不说，一般的问题都得由他亲自处理。当时，拖拉机队部设在距陶峙岳将军住所不远的地方，以便他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还可以随时去检查工作，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拖拉机队队长。
他在《陶峙岳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1951年春，机耕组成立之初，首先是为直属大队耕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忙着试车试犁。一台52马力的“阿特兹”履带拖拉机，牵引一台四铧犁耕地，昼夜能耕地百亩，相当一百多人的连队用人力劳动一天的工效，原来是一片荒芜，顷刻之间变成沃土。
一天，陪同王震同志来到地里，看到翻耕出来的土质，他不禁高兴地大声说，标准的结构土壤，比南泥湾的土都好得多，大有希望！说着，他跳上一台开过来的拖拉机，亲自开了两圈，才意犹未尽地跳下车来。
我分到了妇女组，我学得很刻苦，所以我没当农机员，就直接升成了副驾驶，两个月后，我就当上了正驾驶。结业后，我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车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我当时刚满十六岁。
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我常常和副驾驶一起开上拖拉机，驶到了一片荒原上，开始垦荒。方圆一两里的范围内，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当时有“两怕”：一怕成群结队、到处乱窜的狼；二怕那些劳教人员。当时，这些荒原上除了军人，就是劳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垦区不足万名军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们大多数是在全国镇反、肃反运动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属于反革命犯。
犯人有人管制，但狼却是没人能管制得住的。白天无所谓，它们躲在芦苇丛中，隐进荒原深处，一到晚上，它们就窜出来了，只见绿色的狼眼磷火样四处闪烁，凄厉的狼嗥此起彼伏，让人不由得心惊肉跳，真正是与狼共舞。
拖拉机开荒翻地时，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胆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时候多。我在地里劳动，狼群就在四周打转。它们没见过拖拉机，不知那是什么兽类，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机前面来，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机不到跟前，它们是绝不会跑的。
这种时候最怕拖拉机发生故障，机器不轰鸣，狼群就会围上来，所以晚上检修机器的时候，要赶快点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当时每个拖拉机上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不过，它不是拿来打狼的，而是对付劳改犯的。记得那是1954年，我担任拖拉机组组长。那时夜班是三个人，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油机员。当时上至兵团领导，下至每个战士，都把拖拉机当作宝贝，所以一出故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马上报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机熄火了。我让另外两人去报告，自己抱着枪守在拖拉机上。
周围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几名罪犯见拖拉机不动了，就指指点点地一边嘀咕着，一边要走过来。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所以十分紧张。我把枪握在手中，见他们要靠近，就大声说，你们打你们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开枪了。
我们是在打荒的。一个人说。
这地都耕过了，你们到这里打什么荒！你们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那几个人站住了，然后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实，那支步枪对于我来说，与一根木棍无异，因为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