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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当工人。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复苏。随着我的声名远播，又招来了麻烦。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键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键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就是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都已知道了这个传闻，就我自己还全身心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中，一无所知。也没人敢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丈夫刘玉喜憋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让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却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担任编导。
1985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
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的田地中走回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其他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样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乡。
我当时想，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和谐。可能也有农民似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人多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读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