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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写下这部报告文学的初衷。
作家左夫棠的爱人吴琴祥是1951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他对湖湘文化在新疆的影响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位湖南女婿说：“湘女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他文化交融，这种东西是很了不得的。”
人们把20世纪50年代初来疆的女兵誉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这是非常确切的。她们不仅仅是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象。
我相信，她们所经受的一切和所奉献的一切，这里的土地已铭怀在心。
大部分湘女乡音未改，她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不及一二。但对于她们，最大的苦来自内心的疼痛，来自我面对那些被异乡的萋萋荒草埋没的坟茔。
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它让我承受的是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我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
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她们对故乡对她们的遗忘感到悲伤。她们是那么真诚地、努力地期盼娘家人来看看她们的女儿，无非是想让老家人放心，无非是一种乡愁，无非是远嫁几十年后为内心寻找丝缕慰藉。我一直记得一位伊犁老兵唱的那首歌——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那是英雄辈出的地方，
碧绿的草原像丝织的花毯，
心爱的姑娘像天鹅在歌唱。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
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
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
她们唱得老泪纵横，我也听得泪流满面。
这本书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现《芙蓉》杂志主编颜家文先生2000年初约我采写的。希望我能从人性的角度文学化地反映这一历史真相。我从2000年3月开始采访，原以为半年就可以完成。但新疆实在太大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你凭想像，不凭脚步去走，是根本难以体验她的广阔的。加之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再加之我想尽量走到最底层，去寻找那些普通的、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对象，使采访的难度增加了许多。我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不觉五个月过去了，粗略一算，我已走了近两万公里路程。后来，我又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缘，来充实我的采访内容，搜集更多的被尘土淹埋的史实。所以，最后定下这个文本时，已是五年之后。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写得如此慎重和艰难。
在这里，我要首先感谢颜家文老师，没有他提供给我这个采访的机会，我既不可能面对人世里那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可能体验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疼痛。
这部作品最终能够问世，要特别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与该社的缘分来自该社的编辑王德领先生。2004年8月，我到北京领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时与他相识，从此成为朋友，后来我把这部作品寄给了他。他很快给了我回复，并把作品转交给了周秀春女士，使我看到了这部作品出版的希望。最终，这部作品得以以尽可能完美的面貌问世，周秀春女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负责任的劳作，令我感动不已。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所有为我采访提供了帮助和方便的人和单位，特别感谢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给予的支持！
诗人洋雨，作家丰收、李桦给我提供了珍贵的采访线索；本书还参考了丰收先生的《铸剑为犁》、张明儒将军的《扎根记》两部著作和李桦同志采写的《多情湘女满天山》（载《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七、八期）一文，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还要感谢谢树仁、刘威武、朱楚湘、戴庆媛、文成、陶勇、刘玲玲等长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该书的图片除了一部分系我拍摄和翻拍于新疆军区档案馆及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外，其余图片大多由我所采访的湖南女兵提供，还有一部分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是由袁国祥将军拍摄、珍存并提供的，在此要特别致谢！
该书出版历经曲折，但《解放军文艺》和《芙蓉》两家杂志仍毅然选发了该书的部分章节，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此特别致谢！
也就是在改完这部书稿的2002年2月28日，我书中采写过的王庆国阿姨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新疆话剧团剧作家尚久骖阿姨不幸病逝了，次日就是她的葬礼！我十分悲痛。我一直无以为祭，就用这浅薄的文字来祭奠她吧！
愿所有已经去世的阿姨们安息！
作者
2005年9月于乌鲁木齐
书评：把真实还给历史——读《八千湘女上天山》
梅里
在新疆有各种版本的关于解放初期兵团人的婚姻问题的故事，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关心这一段历史的人们，不能满足于加工改造过的传说故事，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历史真实。
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为我们拂去并不久远的历史尘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 这得力于他采用了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仅如此，他采取了口述式的文体，湘女的故事由湘女本人自己来讲，其真实性更是不庸质疑。因而卢一萍“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千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历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复”。
以真实为本，以口述为形式，无疑对采访的要求是很高的，作者没有余地、没有取巧的空间，惟有老老实实地采访到位。作者正是如此，他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行程两万公里。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160万平方公里，何况当年的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
因为是口述史，在写作上就用不着玩花样了，保持湘女的语言特点，梳理通畅就可以了，因而本文也无须在文本上多言多语。笔者只想谈一谈作者为了真实二字，所付出的劳动。
湘女黄群英1951年从长沙参军，次年就因为车祸致残而与其他湖南女兵失去了联系，卢一萍为了寻访她，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街小巷。为了找到湘女姚琼华，他给很多女兵留信，让见到她的人与之联系，由于被卢一萍的诚心所感动，姚琼华专程从塔里木盆地赶到乌鲁木齐，对作者讲述了她的故事。令作者痛心的是很多女兵难以找到，有时候你风尘仆仆地赶了上千里路，见到的可能只是一座坟茔，一抔黄土。有一位湘女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作者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治病去了，作者只好离开，车刚走到库尔勒，她又回和田了，作者也跟着返回和田。从库尔勒到和田走沙漠公路也有1300多公里，从喀什到和田500多公里，光这一趟就走了4400多公里路。但让人遗憾的是，最后作者去和田采访她时，因为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她又拒绝了采访。
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因而这种采访不仅是跑路的问题，很多时候作者需要承受那种历史带给他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或重。作者在第三本采访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这也应该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这些经历了历史风雨和人生磨难的母亲一次次给你讲述，讲述，足以使一个少年变得苍老。
与文字同样宝贵的是本书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可以更好地触摸那时的历史。从那个时期能留下来的照片是很少的。能够照片历经风雨能珍存至今，就更不容易。
《八千湘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