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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样东西给你。”她看着他说，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递给Han。他伸手接过去，抽出里面的文件来看一眼，那份离婚协议。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努力做出一个笑容，耸耸肩对他说：“我决定放弃了，就是这样。”
他没说什么，找了支笔，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低下头无声无息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到她手里。
她接过来，看着他笑道：“为什么你能表现的那么若无其事？”话音未落，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她赶紧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伸手擦掉。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让她失控，她哭着对他喊叫：“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哪怕一秒钟？！”
“你爱他吗？”他轻声问。
这个问题是她等了很久，无数次想像过，她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反问：“有什么关系吗？”
Han默默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这样吻过她了，沉浸在那片刻的静谧当中难以自拔，但最后还是推开他，对他道了声：“保重。”
17。父亲
“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的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的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两份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的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的”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十八年以前，新泽西
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交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性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操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Han却截然相反，没有朋友，也很少开口讲话，安静的可怕。他生在上海，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那几年Yuan先生忙着读学位，又要省钱，统共只回去看过他两次，印象中的Han还是一个皱皮小婴儿，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了。Yuan先生本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几乎陌生的孩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Han的奶奶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妇俩说，Han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