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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①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样被敌机炸成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被震破。长征中他因伤坐担架随军行动，与毛泽东同行。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思想。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优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的话语，使王稼详深受启发，他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正确，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毛泽东后来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①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末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原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之一。但他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锗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曾说过：“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②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是既无成见也无偏见，既不了解也不重视的，也没有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中央让他分管政府工作的时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正常，毛泽东写的文章，他都在《斗争》报上予以发表。1934年年初，“左”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排斥、架空毛泽东。尽管张闻天对毛泽东不太了解，但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而联系密切起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张闻天就职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前任主席，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的长谈，他认真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佩。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②王首道：《一位严肃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回忆王稼祥》第16页。
③吴黎平：《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回忆王稼祥》第29页。
①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②《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张闻天获悉后，立即要傅连瞳去于都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井很快治愈。这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大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
对于福建事变的态度是一个例子。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他们不愿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相配合；毛泽东主张配合，提出一个既可粉碎第五次“围剿”又可援助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张闻天也主张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积极配合，反对博古他们把红军主力西调赣江方向活动的计划和行动，这与毛泽东的主张比较一致，而与博古产生了分歧。
在对广昌战役的看法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军委一次会议上讨论广昌战役时，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不应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大为恼怒，批评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立即批驳博古的这种污蔑，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次冲突，加深了他和博古的矛盾。李德也是很关心中共中央的领导的，他对这次冲突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劝告”：“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同志不要闹磨擦，这是为了维护教条宗派的团结，也是为了防止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近。
张闻天没有重视这句话，没有理会这个“劝告”，继续与毛泽东接近。博古与洛甫的矛盾继续发展。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步削弱。长征准备阶段，项英刚从闽赣巡视回来，又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企图把他排挤出中央政府。在他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闻天，使他深感不快，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办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极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中央政府可随军行动的高级干部，一律由“三人团”决定。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即使提出了意见，出不受尊重。瞿秋白向张闻天提出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并向博古提出，但博古表示反对，瞿秋白也就未能参加长征。长征出发之前，“三人团”要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未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在张闻天的眼中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他开始同毛泽东倾吐心里话，表露对博古的不满。长征开始以后，他又与毛泽东进一步交谈，互相接近，互相合作。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由于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是当时每个党的高级干部都在思索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也很自然把这个问题作为交谈的中心内容，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家样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张闻天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深为折服。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①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加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