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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全国各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落入了最低谷。如何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是所有共产党人时刻关注的问题。还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变举起了“北上抗臼”这一最能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旗帜。
长征一到陕北，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正确分析了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12月27日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①毛泽东的报告，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命令下，他们都参加了“剿共”战争。但是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都有抗日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分析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情况，决心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建立抗日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步骤。
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西北剿总”十万之众，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陕甘仅有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只七八千人。然而首战劳山，东北军一一○师大部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再战榆林桥，东北军一○七师又遭沉重打击，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是有战斗力的。10月未到12月中旬，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行前，他嘱咐部下将领结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严令在他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然而在他开会期间，直罗镇一战，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个团被歼师长牛元峰又阵亡。在发动“围剿”的三个月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外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在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给了张学良及其所部官兵的极大震动，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出路。他开始另找出路。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是促使张学良从“剿共”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因素。在陕甘三战三捷中，红军俘的东北军官兵有数千人，其中军官有600人，红军对他们生活上给以优待，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把全体东北军被俘军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热烈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这使他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他们被释放回东北军后，积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使东北军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
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与张学良关系亲密，抗日要求相当强烈。被俘以后，他断定必死无疑，更不信会释放他，但是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对他待之如宾，让他参观红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版第141页。
军的营地和生活，红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亲自找他谈话，使他深受教育。他主动找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有抗日的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彭德怀果断他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种工作。”随即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王以哲部防地。
高福源到达洛川，见到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详细汇报了在红军中的经历和见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王以哲立即密电张学良：“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学良接电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驶其座机飞到洛川。
张学良正在积极寻找与红军的联系渠道，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要高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式商谈一下。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进入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了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高福源，表扬他的行动。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
为进一步争取东北军，1936年春节前夕，毛泽东指示围困甘泉的红军：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纵敌南归。当时被围困在甘泉的东北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己被围三四个月，缺乏粮食，马匹已杀尽吃光，缺少柴禾，桌椅板凳门窗均已烧光。依靠空运接济，茶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以外无援兵，红军即使不进攻，这部分东北军也已无法继续维持。红军让路给他们南撤时，在路旁列队唱歌，送饭送水，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东北军官兵力红军的行动所感动，热泪盈眶他说：再也不来攻打红军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回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的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指出：“先生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蔽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记图之。”①毛泽东还单独给东北军军长于学忠、王以哲等写信，晓以民族大久，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下层官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二三月问，红军代表李克农到洛川会见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六十六军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通商和交通三个口头协定。随后又与张学良会谈，商定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会谈后，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前往晋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会谈情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页。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是有诚意的，即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道去延安会晤张学良。4月9日，在延安天主教学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红军方面还有李克农和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参加会谈。会谈气氛热情坦率，开诚布公，就许多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谈中，张学良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就，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这是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愿把这个意见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决定。张学良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功，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最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谈判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步。
毛泽东对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