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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坚决不给她半点好处。结果，由本“刀子”率领的外国旅游团，从不踏进这
几个大厅半步，只在院中转一圈便匆忙赶往别处。由于“刀子”自身的利益，可苦
了那些外国佬，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想看看这世界八大奇迹，结果最多只看到几个
复制的兵马俑，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定还蒙在鼓里。至于“刀子”糊弄他们的招数，
也自然让他们看不出半点破绽。
几年之中，“刀子”队伍异军突起，“洋刀队”、“土刀队”山头林立，磨刀
霍霍，各旅游景点便成了他们角逐的焦点，牟取暴利的屠宰场。据悉，西安有一个
率外国团的“刀子”，在一天之中就获暴利9000 多元。至于那些外国佬又有多少
损失，则无人打听了，也无人感兴趣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牟取暴利的思想作先导，也就没有人再去对那古老的文明本
身感兴趣，而出现种种谬误甚至怪诞的讲解似乎也成了自然之中的事了。
早在1948 年，当中国人民正光脚赤背，吱纽纽地推着木轮小车，在枪林弹雨
中越过黄河，突破乌江天堑，迅速荡涤着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之时，一代巨人毛泽
东就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
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
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
止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
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中华民族以悲剧的心境
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浓烈的格斗精神，用一场革命推翻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
但在四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却未剪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脐带。愚昧、无知、野蛮、
落后的锁链仍在紧紧地捆缚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手脚，枯槁着我们的精血，摧残
着我们意在构筑的文明大厦。使东方这条巨龙虽已唤醒并有圈腾之志，但始终未能
呼啸长空，傲视苍宇。
我们在困惑中驻足，我们回首沉思，我们蓦然发现造成当今困境的不再是外国
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看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那些是损害我们命运和尊严
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重温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忠告，对于我们今天
的炎黄子孙似乎尤为重要。二十世纪已经敲响了晚钟，历史将要开始人类新的纪元。
雄踞在东方的巨龙能否伴着新世纪的太阳，依然在于我们自己。
重新认识历史，反省自身吧。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了历史和自身，勇敢地拿
起匕首，以完全不同于荆轲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之气，理智地刺破自己的肌肤，排
除血液中一切野蛮和愚昧的毒汁，义无反顾地斩断缠绕于我们身心的脐带，中华巨
龙才能得以真正的腾飞。
第十五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伟大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文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他们对自己脚
下的土地与传统的热爱，深深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
——约旦外交大臣塔希尔·马斯里
“四人帮爪牙”袁仲一
当1995 年就要在那个无雪的冬季结束时，我完成了对陕西扶风法门寺长老的
采访，又转道来到了秦俑博物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
贵的东西遗落在这个我曾经爱恋的博物馆，并有一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屈指算来，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 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迄今已逾21 个年头，
而秦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16 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
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 年，也已相隔了8 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
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 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
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
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寻着这淡淡的声息，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索绕我记忆深处的那
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的发掘作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
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
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王学理、杜葆仁等等，这一串与兵马
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与考古现场渐渐远去。
他们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床上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
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漩涡而彻夜难眠，哀苦不已……留在这里的只有袁
仲一先生一人，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也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
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
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
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八千兵马俑紧紧联在一起，让后世人类铭记
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
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
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
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
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
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
“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
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
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
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
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
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
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
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
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
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
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
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
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
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
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
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 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
“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
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
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
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
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
半，一碗水分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