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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去了中国，甚至更远。
首先，从KJV的翻译（见注解2）只能看出他们是朝亚述（Assyria）方向走去，但目的地看来并非那里。当时的印度半岛已经被雅利安人占领，所以这批人至多可以从印度过境。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是，4000年前的Assyria到底是准确地指两河流域地区呢还是所有亚洲地区？古代边界和地理概念。有那么清晰吗？大家是否注意到“Assyria”和今天的亚洲“Assia”是多么地接近！他们这个辞源上的联系怎么解释呢？围绕着这些一连串的语言问题需要一些专家来解答。
“and he di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 brethren”中的“die”确实不能理解为“死”，已出版的汉语《圣经》版本也没有翻译为“死”是正确的。同时我怀疑《圣经》中许多所谓“die”都并非为“死”，而是“一种景况的转差”或者“被驱逐消失”。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离开的时候众兄弟前来送行”。这个“die”用得很漂亮、传神。
另外一个版本说到以实玛利建立的新国家的位置“在埃及的东方”。我的心在狂跳，以上所有这些信息表明，以实玛利的家族所处位置只能是印度半岛或者中国，甚至美洲！这是由《圣经》三种不同的版本表达的信息比照的结果。
首先，地理上“在埃及的东边”只有三个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还有一个是东亚和北美洲。但是，“And they dwelt from Havilah unto Shur； that is before Egypt； as thou goest toward Assyria”却限定了他们是从迦南朝东北方向走的！既不可能是阿拉伯半岛，也不可能是非洲，更不可能是亚述，因为那里是他们祖先日思夜想的地方，他们就是从那里被分家出来的，现在连迦南这个次要选择也没有了，只能是个“下下选”，到更远更荒芜的地方去，那里只能是东亚！并且他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国家（their country）”。
这支迁徙大军的突然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面貌。中国原始社会就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嘎然而止，一般意义的国家雏形出现，尧舜禅让制突然变为家族血缘继承，青铜器突然出现并代替了红陶文化。从文明核心地区迁来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至今在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青铜这一发明的研制过渡期产品，直接就是成熟的青铜文明。青铜是一种多样合金，不是一种自然产品，是一种科学发明，与红铜不一样。那么中国人在4000年前突然间如何得到了青铜技术至今是个迷。假如是埃及人夏甲带来了青铜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
夏甲如果就是“夏后”，则到达中国之后的以实玛利就是“禹”。禹既没有按照以往中国当时的原始社会进行禅让，同时也没有按照当时的传统把王位传给兄弟，而是传给了儿子“启”。传说这个安排曾经遭到一些元老的质疑，但马上被平息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世袭制由此开始。传说禹建都于阳城①。
从发音上我怀疑“启”是以实玛利的这四子之一：基达、提玛、伊突、基底玛。但我最怀疑的是“伊突”，因为他的发音最有可能：Jetur。并且，我们不要忘记日后商朝有一位尊贵的俘虏就叫“伊”，当然尧的后代也有叫“伊”的可能。商朝的伊尹生活在我的河南老家嵩县。那里在古代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从仰韶时期就开始了，夏朝时期为附属国。
当我知道伊尹名叫“挚”时，我迷惑于他为什么又叫“伊”。不仅古代埃及国王自称为“太阳之子”，夏朝帝王也称呼自己为“太阳神”，难道“伊”也是一个自称为“太阳神”的人吗？因为古埃及“伊”就是“太阳神”。另外，“伊尹”又称“阿衡”，难道这是“Amon”的翻译吗？这是埃及人称呼“太阳神”的另外一种叫法。嵩县之“伊”很可能是个自称“太阳神”的部落首领，后来被俘，沦为商汤妻子的奴隶。“伊尹”一个人拥有如此多的名字其实是不奇怪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古代中东人有改名字的习惯，一个人一生有三、四个名字是很常见的。这个多名的习惯甚至在上个世纪也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当中，一个人不仅有普通名字，另外还有“字”、“号”，再加上一个小名，一个普通人起码会有四个名字。比如商末姜子牙，名尚，别号飞熊，字子牙。皇帝、大臣等还会多一个名字：谥号。但这个多名多号的传统想必自商周时期就有，并且只能王公贵族如此，至汉魏平民百姓才享受到多名的乐趣，这些史实令人玩味，背后颇有深意。
嵩县这里曾经是豫州伊阕地，商代为有莘之野，又称空桑②。嵩县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其成为古代文化汇粹之地，我深为出身在这个具有如此特殊丰厚人文资源的地区感到幸运。我甚至怀疑，假如没有故乡深厚的人文背景，我是否可以做出这整个破译工程。
夏朝姓“姒”（si）。“姒”的含义《辞海》解释为“诸妾年长者”，“夏甲”符合这个身份。《辞海》还说：妯娌之间也称呼“姒”。
对以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其他妾也来到了中国，但总体以“夏甲”为大。事实上，《圣经》确实说只留下了“以撒”在迦南，其他的都离开了。
自大禹开始，中国有许多治水专家出现，这应该是从埃及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的介绍它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他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但人”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过来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8）
印度也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象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他们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