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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敲打一下李琪也是应该。做皇帝的只有恩威并施，方能保证臣子不生二心。若满朝文武都像武安国那样，和自己一言不和就跑回老家休养，这皇帝还有什么干头。
抹抹头上的冷汗，偷眼看了看朱元璋，李琪看到了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一向熟悉官场规则，处理事情八面玲珑的他知道基本上搪塞过去，接下来就是怎么把话说圆的功夫了。心放回肚子，口齿也慢慢伶俐起来：“武侯说万岁此举的确是为了百姓着想，让地方官员胡作非为时有所顾及，只是实行起来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难道还有官员敢不尊朕的旨意吗”？朱元璋的声音又带出了一些不满。
驸马李琪不再看朱元璋的脸色，低着头说道：“民可告官，这个办法本来不错，只是有些地方距京城千里之遥，百姓受了委屈，未必有上京告官的路费；凑齐了路费，他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京城；进了京城，刑部或吏部未必肯接状子；接了状子，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发回原地重审，又落到原来的官员手中，反倒被地方官员得知的消息，消灭了罪证，弄不好反而要吃他的亏。那些官府的帮闲，整人的办法多得很，武侯爷叫这些手段为合法伤害权，包管让受害者有苦说不出……。”。这些其实都是李琪根据多年巡视地方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借着武安国的口说出来，可以免去不少麻烦。所以他一一道出，还根据巡视浙东和苏州两地的实际情况，举例说明。并在最后总结道“真正受了官府委屈的，未必有告状的能力，真正能到京城告状并直达天听的，大部分都是经过了层层筛选，掺杂了其他目的。官员们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反而趁机以此对万岁证明这条政策的失误，请废此策。转了一圈，又回到官府无节制的欺压百姓这个起点上”。
朱元璋这次真的叹气了，力不从心的叹气。自己原以为可以维护百姓利益的好招数，被驸马李琪这么一分析，原来一文不值。自己当年起兵，就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朝代吗？唐太宗反贪，宋太祖反贪，开国的皇帝知道民间疾苦，反贪不遗余力，其子孙皆肉食者，就反得越来越懈怠。志向高于云端，现实却如此无奈。这一刻，他真得觉得自己有些老，老得无力在现实中呼吸。挥挥手示意李琪坐下，颓废的说道：“朕知道了，已经有大臣告诉朕千里来告官的都是些刁民，难道真的没办法约束这些贪官吗”？
“臣倒有一个主意，请万岁定夺”，雨过天晴，现在终于回到了他和武安国预先想做的事情上。
“讲，如果是替贪官求情的话，却也休提”！
“臣不敢，臣此番出巡浙江，看到这些贪官污吏前仆后继，浑不畏死，当时心中非常颓废。后来和武侯反复商议，觉得未必没有杜绝官员作弊的办法，况且皇帝一心为民除害，臣等也该为君分忧”，说完，将一份厚厚的奏折拿出来，放到朱元璋面前的书案上。
一看上面的拙劣字迹，朱元璋就知道奏折中一大部分是出自武安国的手笔。他终于向朕屈服了，老朱心中比夏天喝了绿豆刨冰还舒服。不管这奏折上策略有没有价值，至少朕赢回了这一局。
武安国和李琪各自完成奏折的一部分，合起来有五个金币那么厚。朱元璋慢慢的在灯下翻看，时而摇头，时而点头。
其实这已经算不上奏折，而是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剖析了目前暴露的贪官和白吏重灾区，浙江和苏州两地白员泛滥和官员贪污的实际情况、起因、以及对朝廷政令执行的影响。并且试探的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分散官员的权力。
“其权也极，其贪亦极，上下交通，而民之哀声不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依赖上级官员的监督，相当于没有监督。这肯定是武小子的原话，朱元璋叹息着想。奏折经过驸马李琪的修饰，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多让人不愉快的锋芒。在报告的最后，李琪请求，充分利用起这些年朝廷册封的那些无禄爵爷们的力量，让他们为皇家服务。
“这可行吗”？朱元璋摇头，继续向下面看武安国陈述的理由。老朱不是没做过依赖民间力量的试验，贫苦出身的他天生不相信官员的清廉。洪武四年第一次反贪，除了株杀贪官外，他曾经让户部彻查天下粮田，任命拥有土地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代替官员行使收税的权力。他曾经认为本乡大户对小民有仁爱之心，不会欺负本地人。可没过两年，他就发现了大部分粮长心肠比官吏还黑，他们非但不缴自己应上缴那份粮税，还把自己的土地分到各自的亲戚名下，欺骗官府。更有甚者，居然吊打百姓威逼别人替他们缴纳赋税。在编册的时候，则从中捣鬼，多加征派，中饱私囊，甚至发生谎报灾情，将所有赋税据为己有的事情。朱元璋盛怒之下，杀了一百六十多个粮长，分权之事由此做罢。
“百官治世不可无权，专权者滥，极权者苛，古今不易……”，这是谁的原话，怎么不像武小子讲出来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武安国的奏折中提出的办法就是制衡，无论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还是百姓手中，运用权力时必须防止滥用和腐败。朱元璋先前“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的举措就比较圣明，但官吏彼此制约监督的力量有限。现在因为战功和捐献获得荣誉爵位的百姓越来越多，他们拥有帝国赋予的荣誉，也有个人的财产，所以建议朱元璋充分利用他们作为帝国的支撑，将监察官员的权力下放下去，不是唐代以来采用的那种简单告密式下放，因为那样容易给不法之徒钻空子，历史证明其结果很有限。同时也不是采用宋代元丰年间那种“在尚书都省设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案察失职”式的权力交替。而是把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力和罢免权力分开。由朝廷通过科举和推举制度选拔官员，而官员在地方公干期间，其权力要接受地方“有爵之士”的监督，升迁考核依赖地方士绅而不是上司的推荐。
“凡贪、枉、滥权及安置冗员等，皆在弹劾之列”，当地方功勋之士，也就是拥有爵位的人一半以上对官员提出弹劾，这个省的最高长官则必须将此人革职或调任。否则地方功勋之士可以将弹劾的结果联名上奏朝廷，由朝廷一并追求这位官员罪责及其长官包庇之罪。
自从朱元璋采纳李善长的建议建立六级别分爵和爵禄分开制度以来，大明朝拥有爵位的人明显增多。特别是去年颁发了被儒林诟病的“鬻爵”令后，拥有最低爵位“国士”已经成为富足人家追逐的一种时尚。毕竟见官不跪的权力以前只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才能享受。爵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信誉，在某种程度上也拉平了儒生集团和其他集团之间的地位差距。有爵之士本身的能力和权力，使官府轻易难以加害，让各地有爵之士代行监督之职，可行性的确非常高。
若劣绅勾结，斥逐良吏，如何应对？带着这个问题朱元璋继续翻看奏折，武安国和李琪提出的办法是，对各地有爵之士集团也不赋予绝对的权力，有爵之士弹劾官员之后，对官员的处罚仅仅限于调任或夺职，其具体罪责有无还得交给吏部考核决定。但吏部必须在朝廷中和报纸上公布审核结果，并且不可再将被弹劾的官员派往原地。弹劾官员的权力每任只能行使两次，如果三年（朝廷规定的地方官任期）之内连续将两个官员弹劾掉，则当地有爵之士集团失去了对第三任官员的弹劾权。为放止有爵之士和官府勾结，武安国还特别强调，应该避免有爵之士在官府中任职，凡在官府中任职者则自动放弃投票弹劾官员的权力，凡有投票弹劾官员权力者不得同时在官府中担任职位。凡对地方官员监督不利而被朝廷发觉，则当地有爵之士三年之内丧失弹劾权力。地方行政长官对属下监督不利，则长官负连带责任。
“这不是叫朕不信任任何官员和百姓么”，朱元璋花费了整整一个时辰，才将奏折看完，闷坐在龙椅中沉吟半晌，低声向李琪咨询。
“若人皆圣贤，何须官府。官皆圣贤，何须督察，臣以为制衡本身既对官员的不信任，唯有不信方可大信”，驸马李琪认认真真的解释道，眼中充满渴望于坚持。
“也有道理，朕不妨试行一下。具体怎么试行，你下去草个折子，明天一早上奏吧”。朱元璋点点头，决定采纳驸马李琪的建议。看看天色已近黎明，笑着说道：“后天吧，今天的早朝你不用上了。顺便写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