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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会对那些高楼大厦里的高额年薪，装出一副震惊和无法相信的模样。而这当然将是我们进行有关工资的讨论的基础。
撒谎不会有任何益处。他对工资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律师们喜欢说长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贯坚持付给雇员最高的工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高达5万美元。”
我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摇头。“你开玩笑，”他装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样说，“你开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开销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进大门，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数呀？”他问。那口气好像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小事务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资哪怕仅仅比他们低一点，也会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两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时。我愿意处理所有的臭鱼档案。我愿意干任何杂活。你和罗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们但愿从来没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给我，我将在6个月之内把它们了结。我保证。我在头一年里就可以赚回自己的工资，不然，我立即走人。”
罗德听了我的一席话，惊讶得张开嘴唇，露出了牙齿。两颗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大概是在动着脑子，想把面前的这堆垃圾从办公室里铲走，抛到别的一个什么人头上去。这时，从他的电话机里传出了蜂鸣器嗞嗞的响声，随之传来了秘书的声音。“纽利先生，他们在等你去取证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钟。
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皱了皱眉，对我说：“你的提议很有意思。我考虑考虑。我得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我们每周四上午碰头研究工作。”他站了起来。“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事提出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招聘的事，真的。”他从桌后走了过来，准备送我出来。
“准能成的，纽利先生。两万五实在是便宜呀。”我边说边向门口退去。
他显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哦，这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他说，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对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问题只是我们事务所目前运转得相当顺利。赚的钱很多，你知道。每个人都很舒心。没有考虑过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的事。”他打开门，等我走人。“保持联系。”
他紧跟着我走到接待处，吩咐秘书记清楚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运，并且保证不久就会给我打电话。几秒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才又集中起来。我刚才试图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卖我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但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和罗德里克·纽利的这一短暂会见，在我的外出活动当中，却是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时间已近10点。再过30分钟，我选的拿破仑法典选读就要开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课。我应该赶去上课。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课也不上，又有谁会管呢，反正这门课没有期终考试。
这些天我已经大摇大摆地在法学院里到处走动，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过不了几天，三年级学生大多要离开这个地方。刚进入法学院的时候，紧张的学习和压力沉重的考试，像万炮齐发，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但在快要毕业时，却是松松垮垮，只要参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测验，写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论文。大伙儿的时间主要是化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节课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准备进入就业状态。
马德琳·史金纳把我的事一直当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样多。因为，她的运气和我的一样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参议员设在纳希维尔的办公室，倒是需要一个起草法案的专职律师，而且年薪3万，外加奖金，可是却需要有律师执照和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师，但规定求职者在大学阶段主修的必须是会计，而我读的却是历史。
“谢尔比县福利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律师的空缺。”她乱翻着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脚乱地寻找什么东西。
“要一名福利律师？”我重复着她的话。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质呢？”
“追踪赖账的父亲，设法收取抚养费。家庭纠纷案子，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挺危险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