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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终生难以释怀。
正因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左宗棠没接到回信，一时居然还很不高兴，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说：
此公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仁先、霞仙知其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叹。此辈宜置之高阁，待贼平再议耳。
但四处骂完了曾国藩，痛快完了嘴之后，中夜抚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听说曾国藩对他“见怪”之后，在给刘峙衡的信中他写道：“涤公不候朝命，遂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审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在给王鑫的信中，他难得地做了一点自我批评：
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
就是说，虽然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但是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心高气傲的他当然也不可能主动再去联络。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公（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二
中国这片土地，也许看起来缺乏个性，其实你经常能遇见光芒四射的异人。左宗棠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也许不仅是他出众的军事才能，而更在于他那出人意料的个性。
经过漫长的历史接力，在清代后期，中国的专制统治已经由治身深化到了治心。这个被统治者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民族身上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是退缩和含糊。而左宗棠却似乎是一个天外来客，他身上的清可见底、锋芒毕露、刚直激烈，与这个民族的整体气质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这通嬉笑怒骂，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他平生为人，从来都是不平则鸣，从不藏着掖着，虚与委蛇。说话做事，不过多考虑后果，不太多考虑别人的反应。他不光这样痛骂过曾国藩，以后也同样这样痛骂过好友郭嵩焘等人。
这种性格当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说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责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说，他经常当面批评别人，一点也不客气，人多因此怨恨他。对于这一点，左宗棠自己当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说，“兄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也就是说，他绝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别人的一切毁誉，他皆置之度外。
这种态度，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也有着左宗棠自己的价值取向在内。对于晚清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氛围，对于晚清官场软熟暧昧、含混和气的作风，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圭角，去刺破这种让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如左宗棠自己所说：“弟平生待人，总是侃直。见友朋有过，见面纠之……此即亲家所谓太露圭角者也。现今风气，外愈谦而内愈伪，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
左宗棠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领军之后，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自我评价：
涤公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焘）与润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也就是说，曾国藩等人认为他的优点是勤劳多谋，才华出众。左宗棠认为这是皮相之见。他认为相处更久相知更深的郭焘、胡林翼等人，其实也不真正了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点和长处是“忠介”。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左宗棠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做到了。他坚信，自己的刚直忠介，既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诸朋友同事之中而不违。他的风格一开始可能很难为人所接受，但时间长了，大家必然会理解他原谅他，而当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风格之后，那些复杂的事就变简单了，没有了那么多虚伪做作的环节，交往效率和办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这就是他的“以直胜曲”论，与曾国藩的“以拙胜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为人灵活，善于交往，长于运用权术，他却说：“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
这种性格无疑有着极富魅力的一面，特别是在晚清的官场，实在太需要上天偶尔刮起的这股清劲之风，一扫百余年颓风秽气。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前进一步，就立刻成为缺点。左宗棠的优点在于他的清澈单纯，而缺点也在于他清澈单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强大本能。这种本能，既能促人争强好胜，建功立业，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贤妒能。因此对于这种本能，必须如驯服烈马一样，施以一番陶冶磨炼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终成为大贤大能。而左宗棠为人，却善于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国藩比起来，他的自省功夫无疑相差太远，对于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内心深处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现出来。他一生的两大爱好，好听过头恭维和爱酷评他人，都根源于此。他一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任何一句恭维，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挑别人毛病的机会。特别是一遇到那些才力与自己相当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击倾向，开口即骂，专揭其短，无所不至。这在他后来与李鸿章、郭嵩焘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大公角度看，曾国藩抽身退步，确实有损清军战斗力。对曾国藩委军归家之举，刻刻以天下为念的左宗棠确实极为不满。左宗棠在给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介绍自己写这封信的动机：
昨接涤公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
从这个角度说，他有此一骂，也理所当然。
但是知人论世，不止有大公这一个角度。左宗棠和曾国藩毕竟是朋友。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责曾国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时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确实，左宗棠的表现成了心理学家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
三
相比左宗棠，曾国藩为人就全面得多。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是青涩的。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也有着高己卑人、骄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克去曾国藩身上的这个缺点。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青年曾国藩的脾气之大当时毫不亚于左宗棠。因为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那时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遇事只认理不认情，“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的“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