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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生分化而遭遇不同的命运。
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有阶级原因在内，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国家状况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的分歧。近百余年来，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状态，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与压迫，国家主权被分割被损害；内有新旧封建军阀的割据，内乱不断，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在此种情势下，任何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都要对此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时，在争自由、争民主方面出现了两个主题：一是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民主革命运动、争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放在第一位，同时在此前提下也要争得必要的个人自由权利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把这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协调的关系，而不致有所偏废。第二是，任何时候都是个人自由第一，认为在不反帝不反封建的条件下，只寄希望于国内反动统治者经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就能够获得自由（包括言论思想自由）。
这两个关于争自由的主题的分野——也就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立场的分野，开始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五四”运动成为一个分界线。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已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促进者，那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诸人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共同奋斗的，可谓“形势大好”。但是当“五四”运动来临，形势就发生大变。“五四”是一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爱国主义大运动，而且采取了激进的形式。那时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斗士，纷纷加入激进派的行列。现在有人提“五四”的功绩，只提“五四”运动举起科学、民主两面大旗，而不提“五四”运动同时举起反帝、反封建两面大旗，这是大错。现在更有人指责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因注入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而使运动出现一股激进潮流为不适者、为偏差，这也是大错。有一点不能否认，正是这股激进的潮流使新文化运动队伍中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开始分化了。
在这股激进潮流中，带头的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成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左翼，他们站在最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方面。这左翼的标志就是同时举起科学民主与反帝反封建四面大旗，同情俄国的十月革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连屡遭失败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也卷进了这股激进的潮流，也同情列宁的十月革命，最后导致国共两党合作，并从而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得以顺利展开。虽然，革命的道路曲折，流血不少，并发生过种种错误，包括“左”的错误；连包含于其中的作为左翼的自由主义运动本身也经受了曲折和谬误，如在革命阵营中过分限制个人自由甚至禁止思想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文在最后还要提及）。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认为当时随“五四”而涌起的那股激进的潮流是过分的、不正当的。这一点，如果和当时分化出去的右翼代表人物们的所作所为及他们酿成的悲剧相对照，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右翼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从一九一七年起，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所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亦不逊于创新意大利文的但丁和革新德意志文的马丁·路德。但胡适自己也承认，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得到如此顺利的发展，是得当时“老革命党”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激进主张之助，而胡适自己在当初却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孤独的文学实验”，仅提出一个温和的“改良刍议”而已（见《胡适自传》1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版）。在思想上政治上，胡适始终是一个“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者，反对革命，反对激进。他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自然也不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当时要打倒的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胡适这个主张当时就遭到许多人（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严正批评，但他并不醒悟。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无抵抗论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以加入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我在留美学人中是唯一相信这个宣告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言出必行的。……及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约，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我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留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见《胡适选集》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版）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五四”群众运动来临，胡适认为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消弱了。”（见《胡适自传》265页）请看，现今有人所说的“以救亡压启蒙”，与胡适当年所说的何等相似！
胡适说“超政治”，要一个“纯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在《新青年》时期曾许下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但在“五四”之后，胡适却通过办刊物（《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等）大谈起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来了。他把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看做是“自己的主要反对派”（但胡适倒也未曾专门写文章攻击共产党），而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做是可以改良的对象，他希望从这里有朝一日诞生出一个“好政府”或“好人政府”来。所以，他起初自称是国民党政府体制外的“诤友”，他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在国内至少争取到言论的自由（亦即个人议政的权力），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胡适在《新月》杂志（1929年9月1日出版的那一期上）确曾这样批评过国民党政府：“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但是不久，在胡适善意地争取言论自由和蒋介石大力地争取专家学者入阁的互动作用下，胡适终于由体制外的“诤友”转变成为体制内的“诤臣”（胡自称）。自此以后，胡适再要保持其独立地位实际上已不可能了（尽管胡适并未加入国民党）。
以后胡适的遭遇大家都有所闻。胡适除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外，并没有正式入阁作大官。蒋介石竭力争取胡适，甚至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胡适都推辞了。只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所谓“国大行宪”时，蒋介石意图让胡适当虚位总统，自己任实权的行政院长，并派人向胡适说项，胡适对此又疑又喜，欲拒还迎。但是国民党内最后否决了这一安排。从此胡适情绪消沉。一九四九年赴美，在美潦倒滞留达九载之久，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被召回台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但此时国民党已失国，胡适的利用价值已大大降低，因此此时的胡适已非昔日的胡适了。
但胡适最后并未丧失他的作为一般自由主义者的自尊，仍思有所作为。这从台湾的“雷震案件”中可以看出来。一九四九年底，台湾的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人们办了一份杂志，叫《自由中国》。杂志的负责人是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胡适为杂志创刊号撰文（《民主和极权的冲突》），其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虽然杂志的创刊宗旨说明“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实际上杂志的许多批判文章是针对台湾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而发的。不久，雷震以“涉嫌叛乱”的罪名被逮捕，交军法审判。台湾当局认他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胡适回台湾后当面向蒋介石陈述此案不实、不当，但无效。雷震被判徒刑十年。此事对胡适刺激极大，以致心脏病复发，迄未见起色。延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一次演讲中终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