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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特别爱我就能结婚，”沃尔特激将对方。
凯特缓慢而用心地答道：“沃尔特，亲爱的沃尔特，我们俩的看法竟完全一样。不错，假如我要很爱你的话，我会嫁给你的。”
“听我说，亲爱的，只要我们再见一次面……”沃尔特仍不罢休。
“沃尔特，你不能靠说服的办法让别人去爱你。恐怕我无法爱你，像你爱我那样地爱你。求求你，沃尔特，我现在累极了。到医院两年来，昨天夜里的值班是使我感到最疲惫不堪的一次。我需要洗个热水澡，需要睡觉。尤其需要独处。所以请你……”
沃尔特·帕默从凯特的声音里听出一种不仅仅是疲劳的情绪，便说：“好吧，我过一阵再给你打电话。你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考虑，按我的思路考虑。”
说罢他挂上了电话。凯特把话筒放回机座时，竟发现自己哭了。她挥去泪水，心想：我是不是因与沃尔特分手而感到悲伤？毕竟，曾经一度我确实认为很爱他。这就是哭的原因吗？抑或是想起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回忆起了她临死挣扎时那张苍白的脸和紧贴在额头的一头乌发？
顷刻间她已明白，是那个十九岁的克劳迪亚使她黯然流泪。
她下决心不再想她。这种事在医学上时有发生，哪个医生也挽救不了所有人的生命。洗个热水澡放松一下，足足睡上一觉，到晚上时她就会重新精神焕发，精力充沛。
然而凯特虽已困不可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无法入睡。她越是着急地想补足透支的睡眠，越是毫无睡意。她希冀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悲惨结局从头脑中抹去，却不料又将当时的情景一幕幕回忆起来。她回想着最初的检查，克劳迪亚的泛泛而令人置疑的回答。她要是已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为什么疼得不十分强烈？凯特又回忆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输液、化验检查，化验共做了三次，还有那个结果显然是阴性的怀孕化验。她本想做一个B超检查，以证实她的判断，但B超技术员偏偏不在。这是急诊部门的一个不足之处。医生急需的一些辅助手段往往不能利用的上。
逐渐地，她从回顾当时的情形转入分析解释和为自己采取的措施寻找辩护。在医学院上学时，没有一个教授曾教过医学是一门准确无误的科学。只要你采取了应该采取的步骤，使用了正确的物理疗法，开出正确的药物，每个病人都应该恢复健康。但一个表面健康的十九岁少女在症状不严重的情况下突然丧命，上述解释便无法令人感到安慰。
可是，内心不安的凯特又暗自辩解，如果她真地像她一出现时那样健康的话，她也不会死掉。那么严重的大出血，原因何在？为什么检查时看不出丝毫的痕迹，直到最后严重的无法控制？
布里斯科也曾看过病人，他的观察和结论与凯特的完全吻合。也许更确切的说，根本就没有结论，没有确诊，从而根本没有治疗方案，是不是这样？
不过她又不得不承认，希图将责任转嫁到布里斯科身上，哪怕只是部分责任，都丝毫无法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从一开始就是她的病人。倘若治疗上出了问题，惟一受责怪的人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凯特·福莱斯特从上小学开始就是优秀生，成绩永远在班里名列前茅。每当老师让学生自愿回答问题时，她总是第一个把手高举到老师面前。凯特·福莱斯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地的高中，进入伊利诺斯大学，为了尽快考入爱荷华医学院，她把四年的课程压缩为三年完成。高中时，她年龄尚小，不符合在当地医院做自愿服务者，但最终却被破格录取。在所有自愿者中，凯特·福莱斯特的好奇心最大，积极性最高。她申请医学院时，三名医生为她写了推荐信，而且三人都是医院各科的主任。
医学院比她料想的要紧张得多。这意味着她更加用功，强烈期待着做实习生和住院医生的那一天，以便将掌握的全部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实际中去。她有意选择了一家大型城市医院，一家最大最有名的医院之一——纽约市立医院。她希冀向最优秀的内科外科医生学习，与未来一代的出类拔萃和出色的内外科医生们展开竞争。她犹如又返回到医学院，在教师面前挥动着手臂，仿佛祈求道：朝我这儿看，叫我，考我，我知道答案！
然而今天早上，凯特·福莱斯特魂不守舍，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此际她只有暗自承认：我并非知道所有的答案。昨晚，一个年轻女子由于不明的原因在我手上葬送了生命，对于她的死因，昨晚和今晨我都找不到答案。
凯特·福莱斯特疑窦顿生，不禁自问：我的抱负，我对医学的投入，这些会不会都是一个错误？这个被送进急诊科的病人最初只是胃部有些不适，什么时候突然变成了抢救的对象？
是我失败了吗？
凯特想尽力安慰自己。我太疲乏了，以致思路不清。内疚感也无法让我保持理智。睡觉。我需要睡觉。
然而一个驱之不去的问题困扰得她无法入睡：我记忆中曾采取的步骤是否真地都采取了？回忆、解释、为自己辩护都无可非议，但我是不是对自己的表现解释和辩护的过了头？
凯特越是问自己，越清醒得睡不着。最后她索性掀开被单，匆匆穿上衣服，决定赶回医院重新查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记录，弄清她到底写了些什么。
她从靠街的一道门走进急诊科。她依稀感到所有的人——护士、住院医生、实习医生、保安、卫生员——都用目光盯着她看。是她内心的想像吗？她觉得惴惴不安。她对别人不加理会，径直走到中间的台子前，寻找病历。
但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不冀而飞，令人不可思议。
只有病人被转到其他科室时，病历才跟着一起走。譬如转到特别护理室、外科或心脏监护室。但施托伊弗桑特按照法律要求被抬往了验尸办公室。因而病历不应随着她的尸体也被拿走。
凯特不想问别人，但她别无选择。问过领班护士后、后者解释说：“噢，那份病历，今天早晨卡明斯医生叫人取走了。”
卡明斯医生？凯特纳罕。负责整个市立医院的官员为什么要花时间专门看这份病历？卡明斯永远忙于筹集资金，管市、州和联邦政府拼命地要钱，连各科主任想找他反应问题时他都挤不出时间。我曾听主任们为此抱怨过多次。为什么卡明斯偏偏要看这份病历呢？但倘若病历真在他手中，我一定要见到他，不管他有多忙。
当她赶到卡明斯的办公室时，却生出种不自在的感觉，因为与她料想的相反，似乎主人正期待着她的到来。她立即被引入院长漂亮宽敞的办公室，里面的墙壁都是嵌镶的，几排书架上摆满了大部头的医学书籍。她见院长正埋头仔细审读病历，还做着笔记。他头也不抬地便说：“坐吧，福莱斯特医生，请坐。”
卡明斯依旧边看边做笔记，凯特只好不安地等待着，极想隔桌看一眼病历，却又得假装什么也没看。
看完后，卡明斯开口了，像是自言自语，但口气似乎很放松。“很好。”他抬眼看向福莱斯特，“我说，福莱斯特——”这是他每次对下属讲话时的开场白，尤其是对年轻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
“根据发生的情况，你的病历记录好像很没什么问题，应该说很详尽。不过还是有一个疑点，从病历上看，找不出病人应该死亡的原因。不过我相信解剖验证报告一出来，这个疑点就能澄清。拿到报告后我再找你。”
“我能不能看一眼病历？”凯特问。
“当然可以。但不能拿出我的办公室。你可以在接待室里看……”他将病历递给她时又说：“病历写得很好，可能会对目前的局面有所帮助。”
虽然卡明斯说的是恭维话，他的眼神却暗示着将会发生麻烦。凯特接过病历，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她收住脚步，回过头来问：“卡明斯大夫，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调看这份病历？”
“哦，”卡明斯说，“我没告诉你吗？今天凌晨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家里接到的。”
“电话？”
“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打来的。”
听到此话，凯特重新查看病历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她把病历中的每项记录又研读了一遍，包括每一份化验报告。边读边回忆起她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