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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要是当我的律师，应该听听我对事情的看法，”凯特显露出几分不快。
“我会的，只是时候未到。首先，我感到我有义务向你解释一下你目前的法律境况。”
“就我所知，我没有什么‘法律境况’。”
“暂时没有。不过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做的有如预防医学，只不过内容是法律。因为按照这类事情的自然发展，我们肯定会面临别人指控医院治疗失当。从个人的角度讲，针对的就是你。”
“我以为医院的保险应该包括了所有医生，”凯特答道。“要不干吗要在一家大医院工作呢。因为医生是受到保护的。”
“受到保护没错，”凡·克里夫说。“但并不意味着有抵抗一切疾病的免疫力。”
凯特眉头紧皱，这使年轻的律师察觉到，凯特·福莱斯特就其所处的法律境况而言，可谓是一无所知。
“大夫，之所以给你委派一位律师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按我们的预料出现治疗失当的指控，医院就是被告。你也是被告，还有另一位医生——他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布里斯科？埃里克·布里斯科？”凯特问。
“没错，布里斯科。律师们指控治疗失当时，在场的人都是被告，凡与案子有牵连的人都跑不掉。理由是他们不知道陪审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也许由于医院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把责任推到医院身上。也许追究当事医生本人的责任——”
“这一点你已经说了两遍了，凡·克里夫先生，”凯特打断对方。“倘若治疗失当保险保护不了医生，它还有什么用呢？”
“它当然可以保护医生，但有限度。它可为你支付律师费，在一定范围内支付判刑中的赔偿费。但一旦陪审团判词中的赔偿费超出了保险的数量，余额就得由医院和医生补上。至于最近几年陪审团的判词如何，这个就不必由我对你说了。”
“你的意思是得由我个人负责，我未来的前程……”凯特试图诠释对方的话。
“我认为你应了解你将面对的潜在的危险，”凡·克里夫说，口气尽量很温和。
“是的，”凯特沉吟着说。“是的，我了解。”
“既然如此，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说说事情的经过了。”
“我第一次与那个病人接触大约是周六晚上九点半……”凯特在没有病人病历的情况下，开始凭记忆回忆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凡·克里夫倾听着，时不时在黄色记事本上写上两笔。凯特每次暂时顿住时都禁不住自问：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他给记了下来？那一点为什么很重要？我有没有说出对我不利的描述？
律师虽然知道她内心的活动，却依旧敦促着：“往下说，大夫。接着说。”
她将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包括克劳迪亚的症状、凯特发现的迹象、化验报告以及病人的反应等。说完后，凡·克里夫仍旧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凡·克里夫先生？”凯特提醒对方说话。
“等我有时间再亲自做一番仔细的研究。你简单地告诉我，病人崩溃之前，你认为最可能是什么病？”
“那些笼统的症状明显地表明胃腔内有病毒，”凯特说。
“假如我问六位医生，拿给他们同样的症状——”
“和迹象，”凯特说。
“症状……迹象……有什么区别？”
“症状是病人描述的，迹象是医生发现和观察到的。把这两者加到一起就能做出诊断，”凯特说。
“谢谢你，大夫。”凯特无从判断年轻律师说的是谢话还是讥诮。“我再重复一遍：假如我让六名医生发誓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拿给他们相同的症状和你说的迹象，他们将会怎么看？”
“肯定跟我的看法一样，病毒性胃痉挛，”凯特说。
凡·克里夫又在黄记事本上写了几笔，接着问：“六个人的看法都一致？”
“如果不是六个，至少五个是，”凯特说。
“病毒性胃痉挛，”凡·克里夫沉吟着重复了一遍，将其写在本上。“布里斯科也这么认为？”
“他没像我说的这么全，”凯特说。“可他没发现其他病因。”
“比如说？”凡·克里夫问。
“那些症状——恶心、呕吐、腹泻，胃疼——可以反映许多病症，如阑尾炎、阴道发炎、怀孕、溃疡，得有五十多种。确诊这样的病只能做化验，一项项地排除，直到找出真正的发病原因，”凯特说。
“不幸地是，你并没做所有的化验，”凡·克里夫说。
“医学并不是一门绝对精确的科学，”凯特自卫地反驳道。“每一年随着新的发现，它都向精确迈近一步，但目前尚不精确，或许这一目标永远也达不到！”
“这正是我们的麻烦所在，”凡·克里夫严肃地说。“病人们，以及包括病人在内的陪审员们认为医学是精确的。一旦出现差错，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肯定就是医生的责任。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辩护。我们并非总能打赢官司，但若打败，代价将十分惨重。我觉得你该认识到这一层。”
凯特默然地点点头。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些吧，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茫然地坐在椅子上，对律师的话不知如何作答。
“传票一到我立即通知你。不过现在我就得告诉你，此事已成定局，你会成为被告之一，所以要做好准备，”凡·克里夫说。
凯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呃。”凡·克里夫叫住她，“还得提醒你一句，这可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治疗失当或失职案子，我们要和施氏打交道。”
“施氏？”凯特迷惑地问。
“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他不仅会有一流的办治疗失当案子的律师为他打官司，所有的法官、州或城市的官员也都会对他表示同情，助他一臂之力。敢向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说‘不’字的人，在纽约市和纽约州里恐怕绝无仅有。”
“这倒有可能，但我仍相信事实是我最好的防卫，”凯特毫不示弱地说。
“小姐，目前你最好的防卫是市立医院。它的保险公司和我们律师事务所都介入了这桩案子。它们将花巨资防范自己，这意味着同时也要保护你。要是你单枪匹马地出面，赔偿费你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再跟你联络，大夫。”
当天午后，斯考特·凡·克里夫向特朗布尔法官汇报了与他的新当事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的初次接触后，法官随即给医院院长卡明斯打去了电话。
“哈维，”年长的律师说，“跟你说一声进展情况，我们一位年轻合伙人凡，克里夫与你们的福莱斯特医生见了面。首次相互认识的接触，进展顺利。”
“我料到会很顺利的，”卡明斯说。
“不过，”特朗布尔紧接着说，“目前的形势使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特朗布尔的开场白令卡明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像他这样有地位和忙碌的大律师是不会就一般琐事亲自打电话的，于是卡明斯问：“新想法？什么想法？”
“你们医院制定的防止差错政策我十分拥护，鉴于这一政策的规定，同时出于为这案子的进一步发展做准备的考虑，暂时限制一下福莱斯特医生的行动不失为一个良策。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毕竟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
“限制她的行动？”卡明斯沉吟片刻。“她是个合格的内科大夫，我们所有的医生……”
“哈维，迟早我们必须要为医院的行为做辩解……”
卡明斯打断对方说：“就我所知，这家医院的做法没什么可挑剔的，福莱斯特医生的行为也没有错。”
“没错，哈维，不过那是‘就我们所知’，”特朗布尔说。
“我对她百分之百地信任，”卡明斯明确地说。
“当然，”特朗布尔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信不信由你，对于员工的信任，没人超得过我。但律师在提出建议之前要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尤其是可能会失去几百万美元的案子。所以我建议，不，是敦促，你要限制福莱斯特医生的行动，特别是与治疗病人有关的行动。”
“这个，我不明白……”卡明斯仍想反驳。
“哈维，做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有责任提醒你，鉴于目前的形势，恪守完全信任员工的原则是个奢侈品，你可能买不起。”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