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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到达这样一种心态，即失去一个十九岁的病人后而不感到内疚，我说这话不仅代表我本人，也代表整个医疗界。尽管科技已大大进步，这种不该发生的死亡却仍不可避免。”
斯考特略微松了口气，将位置让给起诉律师豪斯金斯对凯特·福莱斯特进行盘问。
豪斯金斯拿起一摞笔记，走至证人跟前，宽厚地笑着说：“医生，我想首先申明，对所有年轻医生我都肃然起敬。尊敬你们受过的训练，你们辛勤的工作，和你们做出的牺牲。”
斯考特暗想，这家伙是想给她吃定心丸，但愿她别上他的当。
豪斯金斯接着说：“现在咱们看看是否能帮你解开那天在急诊科里发生的谜团。”他瞟了眼笔记，像想起了什么似地问：“那天晚上急诊科里完全由你负责，是不是？”
“是的，先生，”凯特答道。“迪艾斯医生也该上班，但得了感冒。当时换人也来不及了。”
“所以只由你一个负责了？”
“是的。”
“有意思，”豪斯金斯说。他并非真觉得有意思，而是想转移凯特的注意力，让她琢磨他的话可能包含的意思，从而在她其他回答中放松警惕性。“你刚才谈到那天晚上你治过的其他病人及当时的混乱的气氛。那天晚上跟平时相比，你认为急诊科里更忙乱吗？”
“对于一个每天晚上都不正常的地方来说，哪天晚上都应算正常，”凯特说。
豪斯金斯笑道：“说得好，医生。我是否该认为那就是你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去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原因？”
“你的认为是错误的！”凯特反唇相讥。“我没有‘拖’！”
斯考特想给她递个眼色。冷静点，别让他激怒你，从而上他的圈套。言多必失。
“对不起，”豪斯金斯佯装道歉。“那你那么长时间才去看她是何原因？”
“因为有更急的病人，”凯特答道。
“大夫，即使你最后真地抽出了时间去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时，对她也没怎么进行检查，是这样吗？”
“我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凯特反击道。
“大夫，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根据前一个证人的证词，你刚开始询问，就撇下她又去看别的病人了，是这样吗？”
“另一个病人情况危急，我必须马上过去，”凯特解释说。
“情况危急？”豪斯金斯问。
“他胸骨下方疼痛严重，大汗淋漓，非常痛苦，”凯特答道。“这些都是典型的心脏病症状。护士觉得他生命垂危，所以应首先抢救。”
“所以你撇下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去为另一个病危病人看病。你对他的诊断是什么呢？”
“结果他是胆结石，那种病十分痛苦，”凯特说。
“你怎么处理的，大夫？”
“把他送去做手术，让他们决定是否需手术治疗，”凯特说。
“后来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夫？”豪斯金斯问。
“一旦把病人送去手术，我和病人就没接触了。这是在急诊科工作不利的一面。你瞧病人，为他们治疗，把他们送到其他科室或送回家，之后就再也见不着了。最后的结果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么还是让我来告诉你那个病人的结果吧。外科为他做了检查，决定暂不做手术。你曾给他开了一百毫克的地美罗，他睡了一夜后次日就被送回家了，”豪斯金斯说，将一摞记录在凯特眼前一晃。
豪斯金斯的这一动作令凯特非常不安，然而使斯考特·凡·克里夫更加不安的却是豪斯金斯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它表明起诉律师对每个细节都做了详尽的调查，不仅是施托伊弗桑特，而且还包括了那天晚上经凯特治疗的所有病人。
“总之，大夫。”豪斯金斯继续说：“你认为比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更重要的一个病人次日就出院了，而必须等待你的克劳迪亚第二天却死了。”
“默特先生，我反对！”斯考特嚷道。“我强烈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我请求你问一下委员会中的两位医生，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做！”
默特踌躇不决，拿不准委员会中他的同事会作何反应。于是凯纹·卡希尔出面解围。
“主席先生，没有必要向委员会提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肯定能在最后的表决中反映出来。凡·克里夫先生的请求不能答应。”
“就这样裁决，”默特大大松了口气。“继续吧，豪斯金斯先生。”
“大夫，我给你看一份那位胆结石病人病历的复印件，请你辨认一下开头部分的手迹，”豪斯金斯举起一张纸。
凯特仔细看了一眼，答道：“是我的笔迹。”
“这么说你没有马上去检查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而是把时间花在了写病历上？”豪斯金斯问。
“不对，先生，我没有时间写。我们在记录单上已写下了迹象和症状，所以后来我就抽空补进了病历，”凯特说。
“啊哈！”豪斯金斯说，仿佛获得了新的发现。“这么说在治疗病人和写病历之间常有一段空闲时间？”
“有时有，有时没有，要看病人的多少和治疗速度而定，”凯特说。
“大夫，你有没有完全忘记写病历的时候？”
“没有，”凯特立即答道。
“这么说，好像你的证词和那天晚上实际发生的情形有出入，”豪斯金斯说。
斯考特刚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强迫自己坐了回去。他盯住凯特的脸，想看豪斯金斯那句怪兮兮的话对她有何反应。
凯特·福莱斯特斟酌着豪斯金斯的指责，使劲回忆着那晚她有没有可能给病人治疗完后忘记了写病历。不可能，她想，我都写了。一个没漏。
“我不清楚你指的是什么？”她说。
“也许过一会儿就清楚了，”豪斯金斯说，心想他已给证人和她的律师带来了足够的焦虑，够他俩操心一阵的。“你在方便的情况下又回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身边时，发现了什么？”
凯特十分反感豪斯金斯使用“方便”一词，决心不上他的圈套，便直截了当地说：“我说过，克罗宁护士已得知她的症状——恶心呕吐，拉肚子——还测了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认为她可能脱水，于是给病人输液。”
“你同意那样做吗？”
“当然，”凯特答道。
“那你做了些什么，大夫？”
“察看病人总的情况。我又测了一遍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然后开始询问，这常比简单问问症状掌握更多的信息。”
“病人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豪斯金斯问。
“回答了，但很不幸，都不是实话。她否认性生活频繁，停经，按照验尸官报告的推测，她至少停经了一次。”
凯特讲到一半时，豪斯金斯就连连点头，好像她的答复与他期待的极为吻合。
“是的，是的，大夫，我知道。下面我们马上就能目睹将病人之死的责任从医生推到死者母亲身上的场面。”
斯考特站起来，大声说：“主席先生，我反对！”
尚未裁决，豪斯金斯便答道：“主席先生，我收回刚才那句话。但请允许我问医生另一个问题。大夫，整个治病期间，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有没有离开过C检查室？”
“她出去过一次，去她轿车里打电话，”凯特说。
“既然只剩下了你和病人，摆脱了她母亲的影响，你是否利用了那一机会问她极为隐私的问题？”
“是的，问了。”
“她是怎么回答的？”豪斯金斯问。
“她……她仍咬定性生活不多，月经正常，”凯特承认说，又道：“我觉得她不知道说谎的危险性。”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在场并非像你想像的那样至关重要，是不是？”
“我觉得克劳迪亚很害怕跟我说实话，因为她妈妈总会知道的。当时我感到这个想从父母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的十九岁姑娘仍很幼稚和胆怯。”
“福莱斯特大夫，你现在是不是又拓宽了你的专业，把精神病也包括了进去？”豪斯金斯挪揄说。
“这是我作为内科医生的观点，”凯特说。
“大夫，我这样的人，在这种严肃的法律场合，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服我自己之前才去吊销一位医生的执照。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说的假话对其死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