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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乱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