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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著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著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了。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团」。】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其它几百万、几千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