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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后细思之（也有读者好友们建议），这点篇幅省不得。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还是应该扼要的说一说才好。朋友们的理由（也是笔者自己的想法），认为毛泽东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告别帝制五千年」的一个「句点」。历时两百年的制度转型底、二次方程式曲线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个 Byebye 的故事怎能不郑重的提一提呢？再者，从读者的观点来看，大家也希望多知道一点，新旧时代交替底关键时刻的历史嘛。言之有理，笔者就决定把「小平中兴」底故事，拖一拖，先来谈谈这个帝制的「终点」；和今后千百年「民治」的起点。这个「终点」和「起点」，都决定于毛公的最后一口气。现在且让我们看看，他这划时代的一口气是怎样断掉的。
「老帅座谈会」和远交近攻
可是事隔十一年之后，就阴阳倒转了。在中共九大前夕（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苏珍宝岛一战，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挥有求必应的「小红书」（林彪编印发行至数亿册的袖珍小书「毛主席语录」），虽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英勇抵抗，然终不敌苏军之现代化炮火；守土烈士与珍宝全岛一同化为焦土。更不得了的是，随后俄帝百万大军压境，数千里边疆守军皆进入「一级战备」，中苏大战迫在眉睫。更可怕的则是，克里姆林宫竟然秘密计划（曾在不同阶层，引诱美国共同行动），并公开声明，要「根治」对华问题。这时纵是最长于「斗争」的毛主席，除掉搞点农民起义的土办法，深挖洞，广积粮之外，也束手无策。他老人家在内外交煎之下，外弛内紧，纵然吃了十倍于常人的美制安眠药，也不能安眠。（据李志绥医生的报导，毛公此时吃安眠药的份量，高于常人十倍，一般人吃之会丧命的。）自救之道，显然是联络友邦，来牵制苏联，无奈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导之下，人民中国此时在国际上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面积远小于台湾，人口略多于台北市），是真正的攻守同盟的朋友。然远水不救近火也。
这时那深谙国际形势的陈前外长，和周总理，真急烂肝肠。他二人深知，对付此北极大熊，只有运用我们祖宗的老办法，来他个「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目前只有联合美帝，才能对付俄帝。而美帝精明，固早知中国有此需要，十年以来，就曾不断运用各种方式，伸出触角，向毛主席示好，希望能在北京讨个娇娇滴滴，做文成公王，同中国「和亲」，而毛主席不屑一顾也。为此也夜不能眠的陈毅元帅，就曾一再叹息地说，「美国人可以登上月球，可是却接近不了中国」，是何等的可惜。而毛公忙于斗彭、斗刘、斗林……；却无动于衷也，奈何。
珍宝岛以后，周总理显然认为中国自我孤立的政策，不能再拖了，再拖会出回天无术底大纰漏。但是周也知道，他底国务院绝不能越俎代庖，来替毛主席制订「革命外交路线」。你若勉强为之，就必然产生反效果。甚至有「里通外国」的杀身之祸（彭德怀就有这项罪名），因此那最善于利用人事关系的周恩来，显然是运用了他不世出的「内交」天才，转弯抹角地，挖掘了毛主席的智慧，终于炮制出一计所谓「四老帅外交座谈会」来襄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研讨外交的新方案来。此四老帅为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时年七十二，聂七十，陈、徐均六十八）。这四位老帅都是在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被迫靠边站的开国元勋。如今在苏联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被毛主席重新起用来商讨国家大事。
毛主席要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苏修美帝，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毛要他们坦白讨论，不带条条框框，真言无隐，四老帅奉命，乃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开始，在中南海武成殿「座谈」，四人不带手稿，没有提纲，随意侃侃而谈。另由熊向晖、姚广两后辈作助手。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四老帅座谈六次共十九小时，历时一月有奇，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陈毅定稿，写出一项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此后这项座谈又延长至三月之久，总算在关键时刻，替人民中国制出了一份「在毛主席指导之下的革命外交的总路线」。这条路线既然由陈毅「定稿」，其主要内容自然是，在美苏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美苏矛盾，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四老帅一致认为应付苏联是燃眉之急，祸在肘腋；而美帝远在天边为患不大，加以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未占寸土，不像俄帝侵华一占便是数十百万平方公里，而至今野心未戢，以故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此项历时三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与外交部均未插手也。夫如是，始能显出，新的革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也。
正因为此一新路线之建立，始有尼克松之访华，与「上海公报」之出现，自此苏联对华「根本解决」之方案，始彻底破产。人民中国始安如盘石。呜呼，周公这一着安邦定国，内说昏君、外御强寇的好棋，真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自已隐姓埋名，而扶危救倾者，实为「古大臣」所不能及，令今之读史者，不能不击节三叹也。
余小子不肖，流落海外二十余年，竟能及身受惠于文革未期返国探亲，与思子成疾之老母，见其最后一面也。关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于拙著前篇，亦尝论及之，不再赘。【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台湾版，卷一；或王尔敏着「晚清商约外交」，页ⅩⅤⅤ】
【笔者附注：关于此次北京外交政策之剧变，国内史家都归功于毛主席，我辈小民，身受其惠。佛语说：「施者比受者有福。」饮水思源，不应对真正施者的周恩来总理，作「曲笔」之记也。此次中国外交政策之能彻底扭转，「四老帅座谈会」实是关键，而四老帅全是以周公马首是瞻的老班底，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亦与周完全一致。他们对毛早期之「一边倒」，和后来的两面开弓，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四人，都没有个人野心，公忠体国的背景都十分清白，为多疑的毛氏信任得过之人。在此中苏交恶，千钧一发之际，毛公只会搞「深挖洞」，把中国大陆挖得遍体鳞伤（此亦为笔者所目击而叹息不已者）。在毛四顾茫然之时，周能不露形迹，微妙地促成此「老帅座谈会」而扭转时局，内交实难于外交也。笔者不学曾遍查中外史料，和尼克松、季辛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诸人之回忆录，固知毛泽东在这次国际牌局中，主动甚少也。因为一九六九年是中国极左派的高潮期，聪明的毛主席，绝不会暗中作两面派，试图「勾结美帝」也。只是国际局势太紧张，林四都扬言不惜对苏修一战，而毛则色厉内荏，虽有意搞以夷制夷，他也要让老周来建议。如果搞出个「里通外国」的结果，则砍老周的头；如果搞得成绩斐然，产生了正面结果，则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如果周恩来搞联美帝抗苏修，能达此化境，则主席对总理就言听计从了，而老周就有此本领，能达到主席的心理要求，这就是「古大臣」所谓「承旨」是也。有关「老帅座谈会」简明的二手史料。读者可参阅：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一九九七年，北京经济日报社出版，卷上，页六七四ff，本书编者就把全部功劳归诸毛主席，这显然也就是周总理之原意也。】
中美解冻的负面影响
这一「老帅座谈会」，和随之顺流而下的骨牌效应，不特在中国外交上发生划时代的影响；它对中国内政也有其正负两面扭转乾坤的作用。
长话短说，在四老帅竭诚进谏之后，毛主席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