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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做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诺要坚决避免内战。
重庆谈判的内容比较务虚，提出坚决避免内战，但不好操作。唯一可操作的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个问题争论激烈，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政府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战场、谈判桌遥相呼应
国共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武装冲突就已不断。东北、华北是中共战后战略的重点。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沿线早已战火纷飞。毛泽东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不要怕。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蒋介石来势凶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除抵抗之外，别无他法。不打肯定被消灭。我们主张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国共双方一面在战场上彰显自己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战场上的胜败，会增加或削弱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为争取社会舆论与人心，谈判不得不继续，而且为战争所不能代替。
国共双方在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重新对抗，谈判无法继续。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国内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国内中间党派及各方力量强烈呼吁继续和谈，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解决内部争端。美国于1945年12月，再次派马歇尔将军来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调解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1946年1月，美国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调解小组，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再开战事，但国共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要共产党缴械，是在让共产党自寻死路。毛泽东说：“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并没有占据上风，便往狗嘴里扔扔骨头，投其所好。
谈判是另一场战争。日本刚刚投降，朱德总司令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中共军队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至于谈判，马歇尔调停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还未占上风，但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军队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参阅《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揭开四平之战的内幕》，《世界博览》2009年第14期。
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歇尔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马歇尔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中国，蒋介石吃尽了苦头。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我方并无约束力。马歇尔把自己置于了两难的境地。
出力不讨好的调停
可怜的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怀揣理想来到中国。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执政政府包容其他党派，包容共产党，包括其他民主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党独裁，走向多党执政，双方交出军权，军队隶属于国家。这样民主国家的体制在中国基本上就可以具备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实现了。可惜他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
毛泽东对于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所谓的‘调处’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200万人）的80％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54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马歇尔的调停并不招毛泽东的喜欢。美国不过是在帮助蒋介石争取时间调度而已。但共产党同样需要时间，也不希望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促成国内和平，调停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而蒋介石觉得有了特使，自己时时受制于人，总有人处处与自己作对，让自己坐失良机。这位美国将军两边都讨不到好，只得败兴而归。马歇尔将军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的。
根据调停精神，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共38人参加。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开始，几千年了已习惯于服从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产生华盛顿、拿破仑，只能产生刘邦、朱元璋这类人物。蒋介石坚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有我没你。所以政协会议无果而终，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和平民主的机会。
第2节 战火熊熊燃遍天
蒋介石的自信
抗战后共产党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30万，还有200万民兵，解放区19块，100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国民党始终不愿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不愿意作出必要的政治让步，自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就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暂时的和平不过是战事准备阶段。面对国民党的战争威胁，共产党自然不能就此退缩，而是坚守政治底线，准备武装抗争。
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同共产党再次翻脸，发动全面内战有其本钱。即便在抗日战争中，消耗巨大，但在与战争直接相关联的军事实力对比上，国民党还是大大超过了共产党。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有陆军86个军，248个师，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海陆空军19万人，正因为国民党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因此对于同共产党的战争有着充分的自信。当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四平取得一时的胜利时，更使蒋介石颇为自得，认为已有资本与共产党进行实力较量。
对于如何打赢共产党，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认为，交通是现代战争最紧要之处。控制了都市就能控制住交通。都市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才、物资都集中在这里，能够供给军队，提供支持，是水陆交通的要塞。这样，共产党即使拥有大片土地，也会被国民党的交通线分割截断，后勤补给会觉得困难，不管怎样，控制了交通要塞，共产党的军队永远都处于国民党部队的控制范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共产党的部队只能算是“流寇”。出于这种考虑，国民党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将重点进攻始终放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城市和交通